当五名年轻的中国女性被拘捕时，警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没收她们的眼镜。五个人中有四个人戴眼镜。韦婷婷是高度近视，没有眼镜，她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警方还没收了她的厚外套和雪地靴。那是一个凛冽的冬季，温度在冰点之下。在单独囚禁的牢房里，韦婷婷被寒冷、恐惧和无力感紧紧包围。
一天下午放风时，水泥墙、钢筋和铁丝网的上空突然飘来熟悉的歌声：“你是否和我一样，坚信着世界应平等。” 韦婷婷兴奋地意识到，这歌声来自和她关在同一看守所的伙伴们。她不顾班长的训斥，也大声唱起这首《女人之歌》作为回应。
多少个暗夜里，韦婷婷把耳朵贴在牢房的墙上，静静听着楼道中传来的手铐声和狱卒叮当作响的钥匙声，猜想着是哪位同伴提审完毕路过她的监室。她也学会了在晚点名时大声答“到”，让同伴们知道她在这里，她还安好。
尽管无法相见，这些年轻女性用这样的方式相互抚慰、彼此取暖。韦婷婷的心中悄悄滋生出一种“背叛老大哥”的喜悦。
《背叛老大哥》是美国记者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最新出版的一本关注中国女权主义觉醒和女权运动遭到政府打压的书。2015年因组织反骚扰活动被中国拘留的“女权五姐妹”是洪理达关注的对象之一。
来自中国境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让中国政府最终释放了这五名年轻女性，但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她们仍然过着被严密监控的软禁生活。此间，洪理达走访了她们所在的不同城市，希望讲述她们的故事。
“在我做这些采访时，我意识到，这个女权运动的网络事实上远超我的想象，比我所知道的更广泛、更深远，”她说。
吃早饭时，王峭岭突然晃了神，她像是自言自语似地说：有时候我坐在这间屋子里，想着他从律所带回来的那些卷宗，那些犯人受酷刑的文件，想着想着就担心，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王峭岭口中的“他”是自己的丈夫、知名维权律师李和平。说这话时，李和平还在看守所中。他是在2015年震惊中外的“709案”中被中国当局抓捕的300多名律师和律师助手中的一位。
“如果我再也见不到他了，那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我对他的认可，” 王峭岭接着说。
当时坐在她旁边的年轻记者赵思乐这样回忆这番话带给自己的震动：
“想要再见到自己的爱人，不是因为想要知道他很好，我们又可以一起快乐地生活，而是想要告诉他——现在我懂得你了，认可你了。我知道你做的事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她想向他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是一名斗士了。当我们再重逢时，我可以和你一起战斗。我会永远和你站在一起。”
王峭岭等“709家属”是赵思乐去年在台湾出版的新书《她们的征途》中的主人公之一。这本书通过多位女性抗争者的故事，梳理了30年来中国民间运动的跌宕起伏。该书荣获2017亚洲周刊十大好书（非小说）。中国大陆将其列为禁书。
星期四（10月19日），赵思乐在华盛顿乔治敦大学“亚洲深度”系列讲座上讲述了为何选择女性作为这本书的主人公。她目前正在这所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这是书写这段如此微妙、如此不被关注、如此地下的历史最简单的方式，”她说。
赵思乐指出， 相比男性活动人士，女性抗争者受到当权者的关注度和打压相对较少。男性沙文主义主导的政党和政府不太把这些女性放在眼里，使得她们仍然有活动的空间。
《背叛老大哥》的作者洪理达说，很多人都在问，在苏联解体、东欧崩溃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如此长久地生存下来。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维持威权统治的最关键因素之一是，整个国家都建立在一种父权基础上，建立在对女性的征服、排斥和性别歧视的基础上，”她说。
洪理达说，中国的宣传机器格外强调习近平的男子气概，在他治下倡导传统的性别规范，让女性回归家庭，做尽职的妻子和母亲。很多这些被早期共产党人抛弃的儒家思想如今卷土重来，为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助力。
她指出，这一切的大背景是——中国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艰难时刻：经济放缓、生育下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缩减，所以政府决定，度过困难时期的关键是让女性、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汉族女性多生孩子。
洪理达和赵思乐这两位同为女性，又共同关注中国女性议题的作者认为，尽管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女权主义视作威胁，并试图彻底摧毁这个可能成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力量，但是这种做法适得其反。今年“米兔运动”的遍地开花就是一个例证。道路或许迂回，前途或许晦暗，但是中国女性在觉醒，在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