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发生的民众对当局以新冠病毒为由继续实行封控的广泛抗议运动弄得北京当局错手不及，进退失据。习近平一手推行的“不可动摇的清零抗疫总方针”开始动摇。
这场运动是从上星期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场大火引发的。中共当局以防疫和清零的名义封锁社区导致至少十人死亡，九人受伤。
星期天凌晨，上海民众自发聚集在乌鲁木齐中路，抗议当局历时三年的严苛的封城清零政策，并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不要独裁要自由”等口号。
随后北大、清华等全国数十所大学的学生纷纷以集会、演讲、唱国歌和国际歌、张贴标语和高举无字白纸等形式跟进，表达他们对当局以动态清零限制人身自由的愤怒和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广州等大城市的居民也纷纷走上街头，捣毁隔离栏干，并同警方发生肢体冲突。
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媒体注意到，在经历了最初的犹豫不觉之后，中共迅速启动了它数十年来打造的强大的维稳机器，全力打压这场方兴未艾的民众抗议活动。
美联社说，当局在各地城市部署了强大的武警力量，吉普车、面包车甚至装甲车布满大街小巷，以震慑民众。
在一些城市里，警察任意盘问行人，查看他们的手机上是否有与抗议活动相关的照片、信息或者被当局禁止的应用程序。为数不详的公民遭到扣押，其中有多少人将遭到指控仍不得而知。
当局还遣返数百万大学生回家，以防止大学校园成为抗议运动的温床。
西方媒体还注意到，随时北京和各地政府宣布逐步放松抗疫政策和对民众的封控并高调悼念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这场遍及全国各地的民众抗议活动似乎有趋于平静的迹象。
是什么因素让中国人在出奇愤怒的时候还如此谨慎，努力避免触及中共画出的红线？美联社周五发出的一篇报道指出，原因就是，中共在过去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集中巨大财力物力和技术打造起来的一个无处不在、手段精准而复杂的维稳体系。
这个体系的打造并非始自习近平，而是从六四事件之后就大规模展开了。
中文社交媒体上有人把这场运动与1989年发生的六四学生运动进行比较，以图揭示了两个运动之间的差别和时代的迥异。
六四时期，主要参与者是学生，但知识界、文化界、工人和市民都有广泛的参与。人们的主要诉求是反官倒、反贫富差距加剧，学生们和知名知识分子的演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呼应和支持。
话题虽然多集中在官倒和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但也涉及到中共党内民主缺失的问题。有人甚至明确批评“垂帘听政”，矛头直指中共当时的实际当家人邓小平。人们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很少顾忌，精神振奋。
当下正在发生的抗议活动，参与者主要是年轻人，他们中有学生，也有许多是失业者、工人、市民和其它各界的民众。他们的诉求各不相同，有的只是要表达个人在封城期间遭遇的不幸，也有许多人要求彻底结束各种抗疫限制。还有一些人要求获得个人自由，要求实行民主，甚至把他们的愤怒集中在造成这一切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共产党身上。
人们注意到抗议者在表达各自诉求的时候现场得到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些要求解封和取消防控限制，甚至要求保护个人权利和言论自由的口号能够得到众人的支持和响应，但在触及中共政权和习近平的时候，抗议活动的带头人喊出的口号得到的回应声量就要小得多。
路透社周五（12月2日）发出的一篇报道说，上个周末，北京举行的抗议活动中有人喊出“共产党下台”和“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一名带头的抗议者马上出面劝阻，他通过麦克风对集会者说，“不要太激动，我们没有说什么人应该下台”。
类似这样的场景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的抗议活动中多次出现，社媒体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路透社说，抗议者受够了习近平的清零政策，他们忍无可忍，不顾当局对异议表达空间实施的严厉管制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要求改变。
路透社说，北京上周日的抗议活动中，最响亮的口号是“我们要自由，不要核酸”。虽然也有人高喊“把自由还给人民，结束封控”的口号，但马上就有人高喊，不要这样喊，不要说过头话，“我们不谈政治”“我们是守法的好公民”。
美联社说，六四镇压之后，中共开始投入大量经费改进维稳手段，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动乱。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20年代初，中国大批下岗工人成为社会的主要不稳定因素，当局曾经尝试使用这种维稳手段，其主要做法是防止各个城市的组织者相互联系，并抓捕了他们的领导人，但对参与闹事的普通下岗工人没有追究。
不过，中共还是时常会遇到一些意外。1999年，一万多名法轮功成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办上访，反对地方政府对法轮功的打压。据说，这个 “包围中南海”的事件让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感到震惊，于是下决心对他们进行严厉的镇压。
法轮功的领导人遭到逮捕和重刑，其普通成员也受到了各种骚扰，许多人被送进了再教育营。
2008年，西藏拉萨发生反政府骚乱，当局派出大军进行镇压。骚乱波及西藏多个地区。
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抗议活动，当地警方对他们展开了残酷的镇压。有至少197人被打死，其中大多数是汉族平民。
在这两次骚乱中，中国武装部队向人群开枪，挨门挨户进行搜查，抓捕了许多人，这些人不是受到了重判，就是被消失。数百万人被关进了拘押营，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失去了行动自由。
美联社说，中国当局之所以能够调动如此巨大的资源进行维稳，主要来自政府拨出的庞大维稳预算。在过去十年中，有报道说，维稳经费增加了三倍，超过了中国的国防预算。
据西方的估计，新疆一个地区，在2000年之后的头几年，其安全经费就增加了十倍。
公开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维稳经费首次超过国防预算。至2013年，中国不再公布具体数据。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估算，到2016年，中国的维稳经费已经达到了国防预算的113%。维稳经费的年增速度按百分比计算超过国防预算增速的两倍。而这两项经费的增速都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中共还打造一套虽然不太容易为公众看到，但却同样令人恐怖的庞大到无孔不入的网络监视系统。这套系统利用数字技术甚至人工智能技术控制虚拟世界中的反政府言论和行为，针对的目标是未经官方同意的新闻和图片。一方面，政府派出的网络管制人员花了大量的力气把此类内容删掉，另一方面宣传部门招募庞大的水军在网络上发出海量的支持政府的评论。
支撑这个全域压制行动的是专门为这个一党制的国家量身打造的一个法律制度。美联社说，中国是一个用法律实施控制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法律的随意性已经大到了可以给当局盯住的任何目标提出各种模棱两可的指控而将他们送进监狱。
当局可以对社媒体上的帖子进行跟踪，提出“散布网络谣言”的指控，也可以使用无所不包的“寻衅滋事”的罪名去惩罚任何人，并对他们判处监禁。
当局还可以随便用“颠覆国家政权”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对付那些发表批评“党国”的人，而往往不需要提出任何证据。受到指控的人通常被剥夺了自己选择律师的权利。此类案子可以拖上很多年才能进入审判阶段，判决结果基本上都是有罪。
报道说，对于发表反对中共言论的人更为不利的是，这些人出狱后往往要遭到多年的监控和骚扰，导致他们的职业和家庭彻底崩溃。
据网上消息说，在上海抗议中带领群众呼喊“习近平下台”的那名男子，在当天晚上就被警察逮捕，此后便无音讯。还有消息说，成都抗议中带领人们呼口号的几名女孩儿被当局逮捕。
近日传出，中国当局准备推出的新的个人身份证将具有多种功能，身份证上面的芯片将与大数据连接，可以查到个人的财产、行动、社交等信息，还可以通过DNA查到此人的未婚子女等。网友戏称，新的身份证将使十四亿人都变成透明人。
路透社说，要测量这次从1989年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抗议示威活动的民众情绪的强烈程度非常困难。人们都知道当局通过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正在无时无刻地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每年所投入的巨大维稳经费以及以此所建立的无孔不入的维稳体系，给中国提供了镇压异见势力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和手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次在各地发生的骚乱中，人们只敢发泄对长期被禁锢在家导致的不方便，对如此不近人情的封控觉得没有必要，而却不敢再往前迈进一步，把不满的矛头指向中共和它独断专行的领袖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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