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与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正式挂牌，中国官方说要努力消除监管空白与盲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分析人士表示，这是中国政府为了解决金融市场“混业化”问题而设立的机构，以免日后衍伸出更大的社会维权问题。它在防止金融风险方面具有底线防御的消极功能，但对于解决中国庞大债务则不具备积极意义。
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5月18日挂牌成立，形成金融管理体系的“一总局一行一会”，也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及证监会。
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由长期在银行系统工作的现任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李云泽担任；曾任银保监会副主席的曹宇、周亮、肖远企、丛林为总局副局长，继承了银保监会的“一正四副”的格局。
中国银行保险报5月19日发表社论指出，虽然中国当前的金融业风险总体可控，但金融风险仍处于易发多发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会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努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大力推进央地监管协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监管空白与盲区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的金融监管盲区主要有几类，包括金融市场混业化的问题、地方监管功能不彰、消费纠纷，以及无法掌握大量资金外流等问题。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书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过去“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管其实是分业监管，银行、保险和证券是三种不同的业务。但21世纪后，中国金融市场面临到市场化、混业化和国际化的问题，尤其混业化问题尤为严重。
她表示，所谓的混业化经营就好比以电子商务起家的阿里巴巴，后来分拆旗下金融业务成立了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蚂蚁金服），然而蚂蚁金服本身并不是金融机构，但它却以提供金融创新服务为由，跨足小额信贷、医疗互助平台等金融业务，这让一些专门负责特定领域的监管机构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创新跨业的金融产品，也不知道到底该由谁去做监管。
梁书瑗表示，又如P2P（Peer-to-peer lending）点对点民间小额借贷也是一种创新的金融经营方式，人们把钱放在第三方平台，再由这个平台放贷给别人，但过去也发生过很多P2P平台倒债的案例。
“村镇银行也是一个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机构”，梁书瑗说。她表示，村镇银行是因应地方上有很强烈的放款跟存款需求而生，它们很像银行但又不是真的银行，所以很容易遭一些特定人士把持，比如河南、安徽之前就曾发生过有大量储户无法提款的案例。
梁书瑗说，所以不管是P2P也好，蚂蚁金服也好，或者是地方的村镇银行也好，这些都不在原本的金融监管范围之内，这也让中国政府思考，当今天的金融市场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如果还维持原本的监管架构，显然一定会出现很大的监管空白跟盲区。
恐演变成社会维权问题
梁书瑗说：“这个东西如果不解决，就会演变成社会维权的一个问题，你的钱不见了，你很容易在地方上就造成了社会的动荡，那这个是一个他们最主要面临的问题。”
梁书瑗表示，中国金融监管的第二个盲区，是地方政府虽然也积极建立地方金融监管体系以应对地方上的新型金融机构，但地方政府毕竟是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所以为了发展，地方监管功能往往变得非常薄弱，这是在这一波金融改革前，中央政府很难去处理到的部分。
她说，第三个监管盲区是消费纠纷，因为当创新金融商品越来越蓬勃，自然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消费纠纷，一有不慎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当局并不乐见。
除此之外，著有《中国危机大逃亡》一书的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资金外流也是中国金融监管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因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形成了一批富豪阶层，他们为了资金安全，想方设法将财富移转到海外，即使是中产阶级也因为对中共政权失去信心而准备移民，没有移民的人也是同样想尽办法把资金转移到境外，造成中国资产的大量流失。
他说：“所以这对中国当局来说，它会造成大量外汇的流失，所以它认为说这是很大的挑战和监管的盲区。”
秦伟平表示，如果流失的资金是在中国境内，中共还可以通过反腐的名义将其揪出，但一但流到海外去，中国政府将很难追踪到。
今年3月，中共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组建是负责证券业以外的金融业监管，同时原本由人民银行负责的金融集团日常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证监会负责的投资者保护等，皆划入总局的业务范围。
中国官媒新华社说，此轮改革是把所有的合法金融行为和非法金融行为都纳入监管，让未来新出现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都难逃监管，“形成全覆盖、全流程、全行为的金融监管体系”。
然而，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挂牌或许可以说是防止中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对于解决中国官方与地方政府的庞大债务危机却没有什么帮助。
中国债务高
高盛今年4月初的报告指出，包括政府官方借贷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政策性银行持有的债务在内，中国的政府债务在去年增至156兆人民币，相当于其GDP的126%；相比之下，2008年仅14兆人民币，在14年间飙增逾10倍。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利息支出亦暴增，高盛估计，中国政府的付息规模今年将达到5.8兆人民币，相当于GDP的4.8%，而2009年的付息规模为0.7兆人民币，相当于GDP的2.1%。
秦伟平表示，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没办法去支付债务了，贵州省日前才爆出公务员发不出薪水，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而公开向中央求援的事情。中国的债务其实已经是一笔烂帐，完全失控了，没办法通过债务展期或转移去正常支付。中共现在是用国家的力量去强压住舆论，变相“耍赖”而已。
他表示，如果中国面对的是一间恒大地产公司的债务危机，那或许还可以透过中共特殊的党国体制伸手相救，“但问题是中国不只是一个恒大，是很多很多个恒大，所以地产公司出问题的都不是一家了，是一个整个行业出问题，所以共产党或者中共政府能做的，是可以延缓这个金融危机的全面的爆发，但是它不可以阻止。”
梁书瑗则认为，中国地方债务有一项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债券持有人95%以上都是中国人，海外的比例相当低，几乎每一笔借款都是由中国债权人借给中国借款人。这就好比温州市政府举债，持有温州市政府债券的人是中国农业银行，但“大家其实都是一家人，只是国家的不同行动者而已”，所以在中央政府出面协调后，通常可以获得解决。如果有些是不得不还的，就会由中央政府来垫付。也因此，梁书瑗并不认为中国的巨额债务会实际演变成欧美国家那般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因为欧美国家的持债人身份以及纯资本主义市场的机制，跟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
经济风险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达相同看法。他表示，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让监管机构对债务问题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并不会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中国现在真正要面对的不是金融风险，而是金融紧缩的“经济风险”。
他表示，根据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副院长林采宜在5月初在中国财新网上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居民消费地图：我们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的文章，可以了解到中国人的消费支出在近几年越来越保守。
罗庆生表示，中共从2016强调金融监管“去杠杆化”，到2017年开始严防金融系统性风险至今，这六、七年间已经把大家的生活习惯改变了，从原来的奢侈浮华、高调浪费，变成低调节俭，人民已经变得不愿意消费。
罗庆生说：“所以现在中国大陆面对的问题，不是它的金融风险，它已经陷入了金融紧缩。为什么？因为大家赚的钱不消费、不投资，用来干什么？还债、还贷款。 ”
罗庆生表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成立可以维持不发生金融风险，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要它更积极的促进经济发展则是没有这个能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是防止中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防御机构，“它消极的功能非常强，但是没有一个积极的功能”。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金融管理体系先是“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架构；2018年变成“一委一行两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直到这次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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