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社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数字人才的3年培育方案，受到官媒热捧，但部分业界人士和学生告诉美国之音，他们不寄厚望，因为产业技术快速迭代，短期培训很难改变竞争曲线，且当局监管趋严，已不利发展，再加上民企盛行加班文化，加剧人才折损。而学者也忧心，中国发展数字化助长地方政府的“创收执法”，也不利就业。
今年夏天，来自广东、现于台湾就读电子工程系的Eric将返国投入职场。不愿具名的他说，六年前选择来台是因为内地高校竞争太过激烈，但完成硕士学位后，他还是得回到内地“卷得厉害”的通讯或软体相关产业谋职。
拒绝爆肝 中国人才偏好外商
Eric已锁定外商，只找一周工时40、不加班的工作，因为中国同侪的经验显示，迁就内地公司的高工资，就必然换来“爆肝”的996工作制，亦即，朝九晚九，每日工时10小时以上、每周6天的加班文化。他认为，这种用命换钱的生活不值得。
Eric告诉美国之音:“我身边有同学长期是这种工作环境，大概已经持续一两年。他跟我讲，自己有点记忆力衰退的感觉，因为严重睡眠不足，所以我也觉得这种(996文化)不可持续。”
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尤其重视高科技、资通讯和数字产业的发展，上周还出台数字人才的3年培育方案，盼为激烈的中美科技战厚植人力。
但Eric说，他对此方案“感受不强烈”，因为政府若提供企业补助，不可能转给员工加薪，若是培训，他自己和中国同侪的实习经验都显示，学校所学和企业实务“差距非常大”，就算公司、政府都提供在职训练或职场导师仍不够，“更多还是要靠自学补充专业技能”，才能应付职场上快速迭代的技术要求。
中国数字人才培育行动启航？
根据中国人社部发布的《加快数字人才培育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当局打算“用3年左右时间，扎实开展数字人才育、引、留、用等专项行动……增加数字人才有效供给。”
该方案罗列六大任务：一、重点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集成电路、数据安全等领域;二、开发数字职业（工种）的国家职业标准等;三、引进海外高层次数字人才;四、培训数字人才创业，投成一批数字经济“小巨人”企业;五、紧贴企业需求开设定向培训班，培养懂产业和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六、举办数字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促训。
这份近3,000字的方案，人社部在4月初印行，但目前包括预算、适用对象和时程等施行细节却未见踪影。
据《新华每日电讯》4月17日报道，中国人社部计划每年培训出8万名数字技术工程师，但相较各人力银行的估算，中国数字人才的缺口在1000万-3000万之间，3年总计24万人的新血够力吗?技能程度有多高呢?
曾在北京某宽频公司担任高管的朱先生直言，政府无力培训人才，顶多只能提供补贴或奖学金，但这也是好事。
不愿具名的他告诉美国之音，技术迭代太快，最好的人才政策应是启动“深刻的教育变革”，把实务纳入学校正规课程，让本科生一出校门就能“学以致用”。
现已转行投入影视产业的朱先生说，各行各业都有数字化的需求，连他的公司做海报都会用到人工智能(AI)生成技术，因此数字人才需求颇高。不过，他认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除人才紧缺、能力不匹配的难题外，企业本身的经营压力高，也难祭出好待遇或培训条件来招揽、留任人才。
数字产业盛行爆肝的加班文化
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艾丹·周（Aiden Chau）说，科技和数字相关产业的薪资水平普遍较传统产业高，因此，除拖欠工资外，这些行业鲜少爆发大型劳资纠纷，但这不代表员工都对工作环境满意，相反地，就他了解，员工私下有各式各样的不满。
他说，产线员工因机械自动化之故，干的活很枯燥，如只负责按几个钮或确保良率，因此，不少人宁可转行送外卖，比较自由。至于中高端技能的员工不仅工作量多、压力也大，超时工作到公司打地铺是常态，这是前几年俗称“码农”的程序员集体抗争的原因，也导致2021年时、电商巨头拼多多一名加班员工在回家途中猝死的意外。
艾丹·周说，很多年轻人愿意忍受2-3年爆肝的工作模式，以累积经历，换取升迁或跳槽机会，但高压的工作型态终难持久。
艾丹·周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工作的)黄金时期是很短的，因为到了三十几岁，他们就已经竞争不过新人，新人给他们(公司)爆肝了，所以，对于公司来说，他们特别找这些年轻人，没有什么顾虑、也没有家庭，也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
他说，这类工资诱因高，想入行的年轻人前仆后继，尤其是家境贫困者。
数字人才培育方案 网民看法两极
对于人社部的数字人才培育方案，中国网民十之八九都表支持，唯少数看似有过来人经验的网民则持负评。
一名来自广东的抖音用户留言回应:“又一次大规模内卷的机会。”
另外在微博上，一位天津网民调侃：“薪资待遇番10倍，不用三年。”
另一位浙江网民则说:“每当看到这种新闻，我就想推荐一本书给领导:《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
还有一位广西网民更痛斥:“不知道各单位领导们对数字产业又了解多少，最后搞出个项目不伦不类。”
在北京的数字经济与跨境电商专家唐生同意，体制内懂数字化的领导也短缺，所以数字经济核心层“确实存在外行在干内行人的事”。
他说，四年前，中国在推1+X证书制(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时，他就向教育部提案过，盼建立电商人才的技能标准，但他的企划书经外部专家评鉴后就被淘汰了。如今，人社部的3年计划重提数字工种职业标准的开发，让他不禁感叹“最好的年华已经错过了”。
唐生说，上至AI公司，下至小餐馆，千行百业都可以数字化，因此，什么是数字人才，在标准和定义都不明的前提下，很难定义数字经济，尤其数字经济尚未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中，支撑数字经济恐沦为空谈。
唐生:史上最严的监管不利支撑数字经济
唐生研判，人社部的方案应是技职训练的一环，旨在协助二次就业或新创岗位。但他说，要靠这个方案“改变经济变化和曲线很难。”
他还说，学校的考分教育缺乏创意和实践，背离数字经济的发展，但人才教育得从小扎根，若能让小学生有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实践经验，小至搭建网站，到不同域名间的交易，就能打下人才梯队的基础。
唐生还批评，当局虽声称“支撑数字经济”，但对互联网产业的监管却紧缩至“史上最严”，根本不利发展。例如，现在连注册个域名都得找公安备案，耗时又繁琐。
唐生告诉美国之音:“在经营很多业务当中都是有管制的，这不利发展，这种不利发展和想要发展中间，它(当局)要解决这些碰撞、矛盾。”
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也说，中国“政治挂帅”与无孔不入的监管不利百业发展。他说，中国经济面临多维度的挑战，包括房市泡沫、产能过剩及民生驱动转向战备驱动的发展，还有失业率高企及消费降级，如南京中档餐馆的消费水平已从一桌700降至400元人民币，消费疲软的结果将加剧产能过剩、更依赖出口的问题，也加大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
陈志武：数字化是创收执法的帮凶
但最大的挑战是信心危机。陈志武透露，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家近来屡遭缺钱的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搜刮资产，包括银行帐户的现金，另有基金经理人也在A股狂跌期间被要求上缴卖股的获利，理由是破坏金融稳定。他说，当这些资产阶级对人身和财产安全都无法安心时，自然不敢扩张事业或扩大投资，也削弱了对经济的贡献。
陈志武说，地方政府之所以能掌握这些资产阶级的个资、甚至银行帐目，金融行业的数字化是帮凶，助长了地方政府为创造收入而强抢民财的“创收执法”，包括频开交通或行政罚单，以罚代管抢钱。
陈志武告诉美国之音:“数字化对政府方方面面无微不至的管控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创收型执法，为了帮助地方政府创(造)收(入)去执法，很容易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
他说，数字经济提高生产效率，也让部分商家，如农民有直销的管道，但在更大范围内并不利社会就业，如电商打趴了各地的夫妻杂货店，或新能源汽车制造因自动化而减少人力雇用，都是因偏重发展新技术产业而忽视其衍生的弊端。
为解决中国经济的挑战，陈志武呼吁当局放开对各领域的管控，让商业归商业，政治归政治，并加大对人身自由和身家财产的保障，才能重振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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