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1月28日），一段北京38岁男子被裁员后，面对孩子的支出和房租的压力，瞒着家人偷偷送外卖后被妻子发现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妻子发现丈夫被裁后偷偷送外卖崩溃痛哭……视频里的男子还诉说了找工作的困难--“（人家）要35以下的，我38岁……不好找啊。”
虽然网上有人质疑视频是摆拍，但更多的人认为这段视频反映了经济持续下行中，中国中年人面临的真实困境。还有人说，现实生活中有比这更糟糕的。
当所有人都在关注中国高居不下的年轻人的失业率时，中国的中年人，虽然根据官方的数据，他们的失业率与青年人相比要低得多，但他们的情况同样的艰难，甚至更糟。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他们不能像年轻人那样选择“躺平”或是“啃老”，除此之外，他们还要遭遇职场的“35岁门槛”的歧视。
偷偷送外卖、开网约车和假装上班
从事互联网投资的张田（化名）平时都用网约车上下班，也经常点外卖，从去年五六月开始，他观察到不少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送餐员都是中年人。也是在同一时间，在广州和上海等地工作时，他常常看到图书馆等公共场所里坐满了愁眉苦脸的中年人，“他们刷着手机上的boss招聘，在找工作。”
去年，“星巴克”被失业的中年男女占满成为中国的热点话题，但张田观察到“星巴克”其实并没有这么多失业的人，更便宜的咖啡店、或是不要钱的图书馆人更多。“图书馆的人非常多，‘瑞幸’这种便宜咖啡店的人多，‘星巴克’的人不多。中国‘星巴克’很贵，起步40块钱，还很难坐一天。我还见到更夸张的，35、40岁的中年人，为了省钱就是吃馒头。”他和这些人聊天的时候了解到，他们不敢和家人说，怕家人担心失去了收入来源，所以每天还是照往常那样出门“上班”。
中国的互联网上把这种行为称为“假装上班”。知乎上曾有个超过500万浏览量的提问：“明明失业了却还要瞒着家人天天装作上班的样子，是一种什么体验？”该问题在被媒体报道后已经消失，不过这群人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愈发壮大的现象。他们要瞒着家人不让他们担心，尤其是家里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也不愿意让亲戚朋友知道自己失业之后看不起自己。
“35岁门槛”或“35岁魔咒”和接受更苛刻的条件
35岁在别的国家可能还被视为青年，最年富力强的一个群体，但在中国他们却要遭受“35岁门槛”或“35岁魔咒”的歧视。这两个词是近几年来在中国广受关注的职场话题，指的是35岁之后的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缺乏竞争力，很难找到心仪的工作。
网络上流传的“35岁魔咒”，让快35岁的谢灵（化名）对未来更是充满迷茫和惶恐。谢灵现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他告诉记者自己每天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如果被（这家公司）淘汰了，找新工作也比不过20多岁的，卷不过人家。”他告诉记者。
谢灵拥有硕士学位，但因为不是211、985这类重点大学，他一方面觉得在公司里晋升无望，另一方面又担心被新来的同事淘汰。谢灵自嘲说，因担心被炒掉，现在有意无意会“拍老板马屁”，也会尽量去争取一些长期的项目，希望能保住自己的工作。
谢灵目前月收入八、九千人民币，上有四位老人要照顾，下有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他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好久没喝过“喜茶”，也好久没点过外卖了。“中午大多就是吃粥，泡方便面，吃十块钱炒粉这样。”他说。
今年27岁的王子乔（化名）是上海一家国企的研发人员。今年年初，王子乔所在的研发部门被整体裁撤，厂方给了他们两个方案，选择了拿钱走人，或是内部转岗。没有家庭负累的他选择了前者，但是，他的一些同事只能选择第二种方案。王子乔担心他留下来的同事“可能不得不接受条件更为苛刻的合同”。“他们三十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庭和孩子是他们的软肋，再低价、再苛刻的合同，他们也必须签。”王子乔说。
尽管中国生育率下跌，但是对于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来说，每年依然有大约1000万大学生加入劳动力大军。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2024年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人数将达创纪录的1179万人。另外，中国政府推出促进应届毕业生就业的补贴政策--即政府通过财政资金给予雇主一定的经济支持，鼓励用人单位选择大学毕业生--也会让雇主青睐职场的“新鲜血液”。
中国招聘网站智联招聘去年五月发布的《2023年一季度人才市场热点快报》显示，根据调研，85%白领认为存在“35岁门槛”，其中，46.8%认为过了35岁的确很难找工作。
这份调查还说，互联网、金融、文化行业的职场人更加担忧“35岁门槛”；52.9%的IT、通信、电子、互联网受访职场人认为存在“35岁门槛”，认为“过了35岁很难找工作”，占比高于其他行业。紧随其后的是金融业、文化、传媒、娱乐、体育行业。
因为业务关系，从事互联网投资的张田（化名）和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大厂的工程师经常有合作，他注意到有些年纪超过35岁的工程师就被淘汰了。他说, 35岁确是个门槛，少数人在跨过这个门槛之后能够获得晋升，但许多人在这个门槛前失去了工作机会。
他告诉记者，资方在考虑裁掉谁的时候，年轻人比中年人更有留下来的优势。“因为他们年纪更轻，更能加班，更容易被掌控，再加上现在青年失业率偏高，年轻人对于工资的期待普遍没有那么高。”相反，他说，在大厂工作了颇长时间的中年人，薪资也在不断的加薪和晋升中变得很可观，裁掉他们更能够为公司节省开支。
年轻人的体力也会是雇主们考虑的因素。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大厂早年以工作强度大，“九九六”，“零零七”闻名，入职的员工也必须要付出相当的体力和精力。有人担心，中年人无法负担这样的工作强度。今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中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49小时，已经严重超过了中国《劳动法》规定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个小时”。
考公务员和人才落户的35岁限制
其实“35岁门槛”在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早就存在，可以说是明文规定的“歧视”。1994年6月，中国发布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中规定：报考国家公务员“年龄为35岁以下”；2019年，中国中央组织部修订的《公务员录用规定》要求，报考公务员必须“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不少中国的事业单位、国企乃至民营企业也因此同样将不超过35岁作为录用标准。
不过，从去年开始，中国很多地区将报考公务员“35岁及以下”年龄门槛限制放宽到至40周岁。比如，2023年中国河南公务员省考公告显示，除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职位外，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非在职人员)的招录年龄要求放宽至40周岁以下。
但是，中国的不少省份和城市的人才引进政策继续保留35岁这个年龄限制。根据中国校联人才网有关2023年各地人才引进的政策，长沙的政策是研究生35周岁以下可直接落户，深圳则需要研究生年龄小于35岁且连续缴纳6个月社保。北京市的年龄限制则更严苛，要求硕士研究生且不能超过30周岁。去年7月，中国媒体报道说，北京的多家青年旅行社拒绝35岁以上旅客入住。
女性受到的歧视可能更严重
阿卡·肖（Aqua Xiao）在35岁离开了公司数据分析员的全职工作，现在是一名保险经纪人。7年前，因为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她选择了辞职。由于不喜欢在经济上完全要依赖丈夫的感觉，肖决定重返职场，但是，她很难再找回到原来的岗位。她说：“国内经济不行，现在大厂很卷，不好找工作。”肖这几年一直在做兼职，先是做代购，现在是做保险。
中国的中年女性在受到年龄歧视之外，还要面临性别歧视。
三十多岁的中国女性，在求职面试时会不断被询问与生育有关的问题，因为用人单位担心她们入职之后很快就会请假保胎，或者请长期的产假。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61.2%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及婚育情况。
在中国大陆、香港和美国都生活过的应用社会科学博士周航说，在中国，虽然也有各种明面上的保护劳工权利的法律，但法律是否能提供保障存疑。她说：“《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从法律上规定了单位招工不得歧视女性，但男女在社会地位上还是存在形式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
她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的退休教授周孝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提到自己在担任教授期间，人大社会科学系曾经内部开会表示，硕士博士毕业后留校的名额只给男生，不给女生。但这样的隐性歧视并没有官方文件流传下来，外人亦很难知晓。
人到中年，闯荡美国
有些在中国过不下去的中年人选择来美国。周孝正提到自己一些正值中年的学生，在国内要么失业，要么所在的行业和公司并不景气，过去一两年里，都在想方设法“润”到美国来。
周孝正说，自己认识不少来美国的中年人，他们中有合法入境的，也有“走线”（通过特定路线偷渡进入美国）来的。“即使人到中年英语和教育都不占优势的，但只要肯努力，肯学技能，都能找到工作”。他说。
周航2017年来美国和父亲一起办学。她说，她体会到美国在提供平等就业机会这方面做得更好。周航说：“找工作如果受到雇主歧视，不论是因为年龄、性别还是肤色、宗教信仰，甚至性取向，总之有申诉讲理的地方，而且雇员胜诉的机会远远高于中国。”
美国《就业年龄歧视法》(ADEA) 禁止对40岁或以上的人进行年龄歧视。如果员工能证明自己因为年龄被解雇，或者雇主有发表年龄歧视的言论，都可以进行起诉。
亚马逊、谷歌等大公司都有项目用来帮助因为家庭或者其他原因离开职场一段时间的女性重返工作岗位。
今年55岁的斯文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名家庭诊疗师。2015年，因为孩子的教育，斯文离开在广州来到美国。2017年，在49岁“高龄”的时候，斯文重新回到学校，学习心理诊疗专业。经过三年多的学习和实习，她从2020年5月开始找工作，6月拿到职位。
斯文告诉美国之音，“我在面试的时候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些（歧视性限制）。在国内可能会有男女、年龄怎么样的。他们就没有这个东西。”他说，她求职时，面试官关注的都是专业上的问题。
斯文还提到她的助手，一名拥有博士学位、曾经从事传染病研究的科学家。她的这位同事在退休之后又去读了心理诊疗专业，目前还没有毕业，所以给斯文做助手。斯文认为美国职场不对年龄进行歧视是“对人才利用是最大化，不浪费”。
美国之音记者斯洋对本文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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