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终于在2016年废除了一胎化政策，可是这个强制性人口控制手段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却不是短期内就能消失的。一位原华尔街日报记者通过采访大量受害人，揭示了这项极端政策造成的恶果和影响。
中国从1980年起在全国正式实行一胎化政策，试图通过减缓人口增加的速度来解决极端贫困和资源有限的问题。
普利策奖得主，原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方凤美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多年调查，采访了一胎化政策的大量受害者。她在2月初即将出版的新书“独生子：中国最激进的实验”(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中，揭露了中国政府不想让外界知道的真相，包括践踏人权，强制妇女堕胎等黑暗现象，并且探讨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和对未来几十年的影响。
方凤美说：“在一系列严重问题中，很明显的是人口老化，中国有大量的老年人口，到2050年，每4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退休人员，而由于一胎化政策，支撑这些人的劳动力人口相对少很多。”
观察人士说，一胎化政策给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极大的阻碍，这是中国政府取消一胎化政策的真正原因。
美国有线电视网首席时政记者舒捷思（Jim Scuitto）说：“经济肯定受到影响，中国人口老龄化比其他国家提早得多，比如和日本相比，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要低很多。”
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大使办公室主任的舒捷思说，任何国家发生人口老龄化都会导致紧张，比如谁来照顾老年人，如何保持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中国老、中、轻人口比例为4比2比1，这将引起一系列问题。
一胎化政策造成的另一个社会问题是中国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男性人口要比女性多3000万，男性择偶困难，成为社会不稳的一个因素。
方凤美说：“例如社会动乱，在性别失衡越高的地区犯罪率越高，这是一个问题。”
她说，男子娶妻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娶妻的代价也越来越高。
方凤美在采访中发现，深圳等城市出现了很多充气娃娃工厂和商店，和中国男子娶妻难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女婴减少并没有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一胎化政策的限制下，很多人为了要男孩，不得不抛弃女婴，西方家庭纷纷到中国领养女婴。因此，中国出现了一方面是领养旅游热，而另一方面有钱人到美国借腹生子的怪象。
现在北京虽然放松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观察人士指出，二胎政策不会在短期内改变目前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方凤美说，人们不会因为政府说可以生二胎就生二胎，几十年训练出来的习惯性思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她说，即使人们愿意生二胎，也需要20多年才能培养出一个劳动力。
舒捷思指出：“人口结构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他们试图纠正，可是凤美的比喻很好，一个国家能不能像开关水龙头那样，开关人们的观念？这是一个问题。”
社会学家指出，很多独生子已经形成了自我中心的观念，反对父母生第二个孩子，他们自己是否会生2个孩子也是疑问。
来自北京的留学生，22岁的孙焕然有一个4岁的妹妹，在中国大城市的90后中，他是极少有兄弟姐妹的人。
孙焕然说：“这跟我出国有点关系，当时我出国的时候爸妈觉得我不在中国，他们会比较孤单，所以就再要一个孩子。”
孙焕然自称是幸运的人，有一个妹妹。而更多的家庭却因为没钱交罚款或其他原因无法实现这个愿望。方凤美2008年到四川汶川报道地震灾情时，遇到了很多失去唯一孩子家庭，汶川是中国正式推行一胎化政策前的全国试点之一，他们只能无望地加入失独父母的行列。
孙焕然和妹妹差18岁，他说自己和妹妹的关系更像父女，而不是兄妹。
不少人担心，对很多80年代后出生的人来说，“兄”、“弟”、“姐”、“妹”这些词将是一个抽象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