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在外交方面的一些举措发出了要改善与他国日渐恶化的关系的信号，在提拔温和派外交官的同时贬职强硬派。让外界纷纷猜测中国是否重新调整了外交策略，放弃“战狼外交”。
但这样的积极信号里也夹杂负面的回音，例如停止发放签证给日韩公民作为报复；一些中国外交官和官媒依然发表“战狼”言论。外交领域专家大多认为，现在就中国是否抛弃“战狼外交”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中国试图用友善外交改变形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本周早些时候调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被认为是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的最明显信号。这位担任了三年发言人、时常攻击西方国家与媒体并散布阴谋论的外交官是中国“战狼外交”的首要代表人物之一。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副主编詹姆斯·帕尔默（James Palmer）在本周的新闻简报里写道：“近几个月来，中国领导人似乎意识到‘战狼外交’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来说是一个问题。中国正有意地试图说服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中国现在愿意友善地参与外交。”
帕尔默先前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所面临的疫情爆发和经济担忧也是迫使其放弃战狼外交的因素。
最有可能促成赵立坚调职的是中国外交部新部长秦刚。12月30日上任的秦刚被认为是中国外交官中较为温和的一位。在此前担任驻美国大使期间，他据报曾多次表示自己并非“战狼”。
英国《金融时报》本周也引用匿名中国官员和政府顾问的话报道说，北京方面正在整合新的外交政策来改善与别国已经恶化的关系，并希望能给低靡的经济注入活力。
“在国际政治上，如果中国想要打造公共支持的话，放弃‘战狼外交’会是有帮助的，”耶鲁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丹·马丁利（Dan Mattingly）告诉美国之音，“因为‘战狼外交’行不通，有时还会起反作用。”
在去年11月联合发表的一篇论文里，马丁利发现当中国发出强调友谊和援助等正面外交信号时，外界对于中国的好感会上升。而攻击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狼外交”几乎不带来任何帮助，有时甚至会对中国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尽管赵立坚的调职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正在远离“战狼外交”，但马丁利指出，赵立坚言论的攻击性远超其他大多数中国外交官。从这一点上看，赵立坚其实是中国外交官里的少数。而马丁利表示，他无法从赵立坚的遭遇得到中国外交语调会巨变的结论。
“这的确象征着有改变方向的需要，但这个变化是大还是小依然有待观察，”他说。
中国外交部的信号正负夹杂
中国最近因其他国家对中国旅客采取的新冠限制措施而批评他们“不讲科学”，并反制韩国与日本，停止为他们的公民发放中国签证。有观察人士指出，这与中国放弃“战狼外交”的猜测冲突。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研究员爱迪恩·苏拉（Etienne Soula）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外交部的新领导层正在降低‘战狼’言论，但并没有完全放弃。”
他指出，中国外交最近释放的信号正负夹杂。
新上任的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12月底在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时表示，他的首要任务包括保持和恢复中欧各层级接触交往、加强在例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增进人文交流等。
去年10月底，中国任命了新驻东盟使团团长，替代了原本担任该职的邓锡军。邓也是“战狼”外交官之一，多次在推特上就阿富汗战争、军事开销、公共设施等批评美国。
但同时，面对自己国内病毒感染扩散和失准的国内统计数据，中国最近几天却多次要求美国公布其疫情信息，制止病毒扩散。
苏拉认为，中国目前外交信号相对温和或许和正在经历疫情爆发有关。这种温和之中依然时不时透露出“战狼”的原貌。
“中国外交官远没有展现出严格防守的姿态，并可能在中国的疫情改善后继续发出攻击性的信息，”他说。
国内压力或导致“战狼”延续
“战狼”一词最初来源于中国民族主义电影系列《战狼》。过去五年多来，“战狼外交”是中国外交风格中的主流。前外交部长王毅、发言人华春莹、耿爽、赵立坚等人都因媒体高曝光率成为“战狼”的代表性人物。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外交官们也采用这样的攻击性语言风格。
“战狼外交”的崛起正值美中关系开始恶化的时期。2018年，美中在贸易问题上产生纠纷，并升级为以关税为武器的“贸易战”。2020年，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后，中国一时间要面对来自世界的质疑。
“中国方面特别希望增加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从这个角度来讲，‘战狼’只是增强话语权的一种说法，”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告诉美国之音。
“不管中国方面继续坚持不坚持‘战狼’这个说法，实际上中方现在也不太愿意用这个说法了，但是中方希望增加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尤其在外交方面的话语权肯定是不会变的。”
美中关系在近几个月出现了一些缓和。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1月举行了两人作为国家元首的首次峰会，双方都表示有意改善两国关系现状。
周三（1月11日），美中气候问题大使会面。中国方面称双方一致同意后续将进一步保持沟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很快访问中国。
杨大利指出，随着中国放下疫情管控和旅行限制，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和官员们将有更多的机会举行会面，应对或化解矛盾。
“疫情本身是外交的话题，是国际冲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疫情也造成了某种特别的氛围，” 他说，“使得外交更多地成了在网上打嘴仗，而不是双方的外交官通过私下交流、非正式场合、各种各样其他渠道来化解一些矛盾。”
不过，耶鲁大学的马丁利认为，来自内部的政治因素将帮助“战狼”式的强硬语调继续下去。
“中国外交部体制内的外交官、领馆、大使们依然会受到来自国内的激励，继续试图以一种坚决的方式维护他们所认为的北京的利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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