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宫星期三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中国和俄罗斯再次被视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中国更被视为对美国领导的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胁。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阻止中俄等国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应该始于国内，尤其是阻止中俄借助美国的精英对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中国的游说努力也将越来越无效。
美议员提议案禁止为中俄游说
根据拜登总统新国家安全战略，未来几年美国面临的压倒性挑战将是“超越中国并遏制俄罗斯”，同时专注于恢复国内受损的民主。美国一些议员认为，阻止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民主的破坏就是要阻止他们通过美国的精英们对政府和国会游说，进而损害国家安全。
在新国家战略出台前几天，10月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跨党派议员推出了一项名为《停止帮助对手操纵一切》(Stop Helping Adversaries Manipulate Everything Act)”议案，目的是“对试图破坏民主、民主制度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外国政府的潜在推动者起到威慑作用”。
议案由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民主党籍的史蒂文·科恩（Rep. Steve Cohen, D-TN）、艾丽莎·斯洛特金（Rep. Elissa Slotkin, D-MI）以及共和党籍的乔·威尔逊（Rep. Joe Wilson, R-SC）和吉姆·班克斯（Rep. Jim Banks, R-IN）联合推出。有报道说，议员们有意将议案名称缩略为英文的“羞耻”（SHAME）这个词，就是要让为中俄等国游说的人感到羞耻。
声明说：“阻止腐败和威权主义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破坏始于国内。任何爱国的美国人都不应该为对手工作，通过兜售对手国有企业的宣传和影响力以及与名人签约来推动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不利的议程而获利。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和他的寡头网络引起了民众对那些受雇为我们的对手游说并破坏国家安全的数百名精英的注意。”
声明继续说：“言论自由是我们宪法的基石，但这绝不意味着从中国共产党、德黑兰的恐怖主义政权、战争罪犯普京和大规模杀人犯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等人的腐败中大量获利。”
声明指出，“SHAME”议案对《游说披露法》（LDA）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进行了修订，禁止说客和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个人为美国对手工作收受报酬；议案还对帮助对手进行游说的个人和团体提出了新的披露要求，并对违反者处以经济上的惩罚。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通过，要求以“政治或准政治身份”代表外国利益的代理人公布其与外国政府的关系、相关活动和资金信息。《游说披露法》则在1995年成为法律。这项法案规定，任何游说实体必须在参议院秘书和众议院秘书处注册。
美国非营利机构保卫民主基金会（FDD）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克雷格·辛格尔顿（Craig Singleton）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SHAME’议案虽然可能不会在本届国会通过（本届国会2023年1月结束），但它的出台标志着“向揭露并最终遏制中国在美国的恶意游说活动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他写道：“长期以来，中国和中国政府支持的公司一直在利用我们的法律和监管制度中的漏洞，包括雇用美国前高级官员，以促进他们在华盛顿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往往以牺牲他们的美国国内竞争者为代价。”
中国在美国的游说直达“天听”
10月12日，有一条与中国游说活动有关的消息得到美国各大媒体的关注。这条消息既显示中国在美国游说的力度，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美国对为中国游说活动已经采取措施。
美国联邦法院法官当天裁定，司法部不能强制要求美国赌场大亨史蒂芬·韦恩（Steve Wynn）现在向司法部登记为中国政府的说客，因为韦恩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已经在2017年结束。不过法官特别强调，他没有裁定韦恩是否有充当中国政府的说客。
美国司法部五月份起诉韦恩以要求他登记为游说者。司法部官员当时说，这是“30多年来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发起的第一起积极的民事诉讼”。
起诉书称韦恩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代表中国政府多次提出要求，包括在2017年，韦恩曾敦促特朗普驱逐一名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中国商人。诉讼书没有提到这名中国商人的名字，但据信这名商人是曾直言批评中国政府的郭文贵。韦恩当时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财务主席。起诉书称，特朗普告诉韦恩，他会过问此事。不过，根据诉讼书，将郭文贵驱逐出境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中国的游说努力“直达天听”的另一个例子是中国曾通过游说试图让美国放弃“跨党派创新和竞争法案”。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美国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和中国进行抗衡。拜登总统在五月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曾试图阻止国会通过“创新与竞争法案”。
除了试图在联邦层面上影响美国的对华决策之外，中国还试图影响美国的州和地方各级政府，以达到“地方包围中央”的目的。
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今年7月发出一则简报，警告美国各州和地方领导人警惕中国的影响力活动。简报说，美国州和地方领导人数十年来与很多中国实体建立了联系，通常给双方都带来益处，但是“随着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政府越来越多地寻求利用中美之间的这些地方关系来影响美国的政策并推进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这份题为《守卫我们的未来：在美国州与地方层级保护政府和商界领袖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力行动危害》的简报说，中国政府“了解美国各州和地方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华盛顿，可能会寻求利用他们作为代理人来倡导北京所希望的美国国家政策，包括改善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减少美国对中国针对台湾、藏人、维吾尔人、民主活动人士和其他方面的政策的批评。”
根据美国专门追踪政治款项的网站“公开秘密”（Open Secrets)的数据，2016年以来，中国在美国的游说总金额高达为2亿8千多万美元，位居所有国家之首。在2019、2020、2021年在美国的游说费用名列第一。2022年有所下降，但依然占据前十的位置。
2022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公司对美国的商业游说有所下降，游说金额主要来自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国际电视台等媒体机构。
中国的游说之路将越来越难
中国对美国的游说活动是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扩大而发展的。在第一批支持中国的说客中，最有影响力的应该是希望解除贸易壁垒，进入广阔的中国市场的美国跨国公司。正是他们在美国政界的游说促使国会通过了《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并由克林顿总统于2000年10月11日签署成为法律。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告诉美国之音，那几乎是为中国游说美国最成功的巅峰时刻。萨特曾专门写过一本书揭示政治游说和中美关系。
不过，萨特强调，那是美国公司的游说活动，现在美国的公司应该越来越少这么做了。从游说国会的角度来说，中国政府的努力只是让国会议员们越来越疏远。
他说：“这是两党的共识，关注和紧迫感是两党共有的，要强化美国对华政策，在面对中国挑战时捍卫美国。这是当今国会普遍强调的重点。我的印象是，我得到的零星信息是，中国大使馆的游说，它不起作用，他们不被信任。国会成员不回复他们的来电。现在的情况是，中国被认为是要将美国击败的（国家），国会议员们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是肯定的。所以他们想保护美国免受这种伤害。所以我认为这是普遍的态度。”
事实上，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执政到拜登政府以来的三届国会（第115届、第116届和117届）推出了数百个以对华强硬为基调的与中国有关的议案。这些议案涉及影响力、经贸金融、军事安全、通信技术、医药卫生、人权民主、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一书的作者戴雅门（Larry Diamond）也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在国会的游说并不怎么有效，不过，议员们提出SHAME议案的确是向提高“建设性警惕”迈出了一步。他认为，相对于游说活动，中国在美国的其他影响力活动更糟。
“因为至少正式的说客必须注册。最严重的形式涉及官员腐败。他们肯定想在非洲和太平洋岛国等其他国家做。恐吓华裔美国人，还有海外的中国学生，他们被同学监视，在美国没有言论自由。还有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知识产权和技术机密。这类活动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我们作为自由社会的价值观构成威胁。”戴雅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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