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近两个月的淡化处理和新闻封锁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宣布要打一场所谓的防控疫情的“人民战争”并赢得胜利。法律学者指出，中共的这场所谓的人民战争从一开始，甚至从没开始就是无法无天的操作，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共政权的独裁暴虐。
“人民战争”与以人民为敌的战争
中共当局长时间的新闻封锁、舆论管制加误导性宣传促成了2919年12月初起源于武汉的疫情大爆发。在疫情已经扩散到全中国以及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之后，习近平所宣称的“人民战争”究竟对疫情防控有多少作用还不得而知。但法律学者指出，中共的这场所谓的人民战争毫无法律依据。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则指出，眼下中共的这场战争展示出太多的以人民为敌的战争特色。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2月10日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当前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各项决策部署，坚决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再接再厉、英勇斗争，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遏制住，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法律学者指出，中共所谓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之无法无天与暴虐，其暴虐事件之多之普遍，不仅令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感到惊讶，让中国公众感到愤怒和无奈，而且也使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不得不有所承认。
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个别地方特别是疫情并不严重的地方，在工作中出现偏颇和极端做法。比如，为阻止村民聚会，到村民家中砸毁麻将桌；为防止人员进出，在密切接触者家门外安装铁栏；在通村路口私设关卡，一律禁止车辆人员通行；任意扣留经过本地的防疫物资；不允许外出工作人员返回小区等等。”
有批评者指出，人民日报的这些说法显然还是轻描淡写，含糊其辞，避重就轻。他们说，尽管中共当局竭力控制舆论，控制从疫区传出的信息，但还是有大量的中共当局以人民为敌的暴行以文字和视频的形式源源不断地传到外界。那些打着防疫的名义犯下的暴行包括：
许多地方出现当局采取以木板钉死、以铁杠顶死、铁链锁死、沙石堵死、焊枪焊死居民家门对居民实行所谓的检疫隔离的措施；一个瘫痪男孩因为父亲被强制隔离而留在家中被活活饿死；无数的人仅仅因为没有戴口罩或买不到口罩无口罩可戴便被在街上拦住殴打、逮捕、被用绳子困在树干上，捆在廊柱上，被用铁链子牵着游街示众；还有一批人因为没有戴口罩上街便被抓捕、用绳子栓成一串游街示众；有人因为家里食品断绝上街买食品便有家归不得；在依然是冬季酷寒的北方城市哈尔滨，当局以防疫为名在黑夜里把打工族驱赶到冰冷的大街上。
批评者以文字和图片举出的中共政权发动的以人民为敌的战争例子还包括：一个村庄的一位老爷爷因为到街上上个厕所便被拦截抓捕，被送到凶多吉少的隔离点强制隔离；各地强制隔离要由被隔离者付费，费用每天50到1000元人民币不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因为没有戴口罩便被警察摔倒、按倒在地，警察的手枪戳进老爷爷的嘴中；一个老太太因为没有戴口罩便给好几个所谓的执法人员反扭住胳膊，按倒在地；一家四口人因为不能上街工作或购物在家里打扑克消磨时间便被所谓的防疫人员闯入家中抓捕被游街示众；一个医院的护士只是因为医院里的医务人员防护服之类的必需品用尽在网上发出求捐助呼吁便被迫像小学生一样写检讨，再像小学生一样被迫把写出的检讨抄写两遍。
以人民为敌的战争难以回避
以上提到的人民日报的“人民锐评论”专栏的那篇评中国各地出现的肆意践踏公民基本人权和个人尊严的评论文章的标题是，“疫情防控别走极端 不能冲击法治底线”。但人民日报的文章没有说那些冲击法治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主体究竟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还是中共政权。
一些批评者指出，截至目前，上述那些冲击法治底线的违法犯罪行为有大量的人证物证包括视频录像记录，但不见有什么犯罪分子或犯罪组织被中国的公安机关制止或追究，甚至公安机关还带头冲击法治底线；这一切显示出中共当局的所谓人民战争是以人民为敌的战争，而以人民为敌的“人民战争”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的显著特色。这种特色如此显著，以至于以为中共唱赞歌而著称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都难以回避。
2月17日，胡锡进发文说：“最新在网上产生回响的视频之一显示，一家四口因为打牌而被迫对着镜头检讨，在另一个视频里则是有三人在家里打麻将，被冲进来的‘红袖章’打砸。它们给出的画面信息都是极其恶劣的。” 胡锡进还说：“星期天晚上的最新消息说，（湖北）孝感全市做出规定，从17日零时起，所有居民都‘必须足不出户，严禁外出’，违者处10日以下治安拘留。如此严厉的规定恐怕史上罕见，甚至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一些观察家和法律学者指出，胡锡进在这里明显是轻描淡写，闪烁其词，除了用标准的没有主语的逃避责任的被动式说法（“被迫对着镜头检讨”）之外，他显然是回避了一个严酷的事实，这就是，孝感市当局的做法等于一举将孝感市全体居民置于软禁式的拘禁之下，这种非法行为的主体只能是中共孝感市当局。
观察家们指出，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大爆发以来，流传到外界无数的来自中国民间的文字和视频报道展示了中共各级地方政府以防疫为名肆意践踏中国公民基本尊严甚至践踏人民生命。这种实例太多，以至于中共官方报纸都在不经意间暴露出来。
例如，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以赞美的口吻报道说：习近平的爱将、前上海市长应勇履新到湖北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第四天，“湖北省1.5小时连发3道最严封控令”，其中包括发出“《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小区封闭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所有小区、楼栋、门栋在保证消防安全的前提下原则上只保留一个出入口，住户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准外出，每户每3天派出1名人员外出购买生活必需品。”
批评者指出，这种肆意剥夺公民自由、对公民实行事实上的拘禁、无视公民消防安全之外的基本需求、包括无视就医和维持生活的其他需要的所谓封闭管理很难不导致人道主义灾难。与此同时，也有批评者指出，肆意剥夺公民自由和基本权利，将公民视为敌人的做法是动辄声言“心中最牵挂的是困难群众”的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执政特色，也是他的爱将所喜欢展示的强势作风，酷吏作风。
例如，2017年冬天，北京市当局大规模驱逐所谓的“低端人口”，在黑夜将成千上万的民工从他们合法租住的房屋中驱赶到滴水成冰的大街上。在发动驱赶“低端人口”运动的动员会上，习近平的爱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大喊，“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
法律学者指武汉封城无法无天
有法律学者指出，习近平所宣称的“人民战争”之所以呈现他所掌控的中共媒体也不得不承认的所谓“冲击法治底线”的种种乱象，其根源明显是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或习近平本人。中共当局在疫情最初开始出现的时候就肆意践踏法治，践踏中共制定的法律，践踏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学者们指出，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在武汉已经非常明显之际，武汉医生李文亮仅仅是在朋友圈里私下提醒朋友有疫情，要小心不要让自己和家人染病，就被武汉公安在夜间带走训诫，被迫签署侮辱性和威胁性兼备的训诫书，这种做法不但违反法律，也违反基本的逻辑和常识，因为公安局根本就不具备医学权威，根本就没有资格判定李文亮有关医学问题的言论；而动辄就调遣公安机关对历史问题、医学问题进行判定并惩罚公民的做法正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越来越经常采用的做法。
由于中共当局肆意封锁疫情信息、打压民间舆论，导致疫情在武汉失控并扩散全国，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中共当局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试图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被一些传染病专家形容为马儿跑了之后再关马厩的门，对控制疫情进一步扩散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对被封在武汉市内的居民威胁甚大。
观察家们说，武汉宣布封城之后，湖北十几个其他城市和其他省的一些城市和直辖市也采取了程度不一的封城措施，而武汉当局承认在封城之前已经有500万人出走全国各地，这一切都显示了中国当局采取的武汉封城是一种武断的、非专业的、于事无补的举措。
但法律学者则指出，中国当局的封城措施是一种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依据的举措。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法律学者滕彪说：武汉封城“没有任何程序，没有市民讨论，没有封城后的种种预案，而且是在数百万人已经离开武汉的情况下，最佳防疫时机已过。后来的村村隔离，镇镇隔离，不但于法无据；而且会制造人道灾难。”
中国的法律学者陈永苗则以小心谨慎的措辞说，“做出这种封城命令，主体可能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人大授权。应当有更高级的政府授权，或者更高部门的授权。但这些封城命令都没有，都是各地自己做出的。”
现在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权律师祝圣武则以直截了当的措辞说，“（武汉封城）这是彻头彻尾的无法无天，违法的。我们看那封城的决定。据我的检索，这个封城决定是武汉政府宣布的。按理说，应当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宣布这样举措，但这是武汉市宣布的。它有什么权力宣布这样的举措呢？它没有权力。你一个武汉政府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重大决定，这绝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相信做这样的重大动员和牺牲，做这样的决定应当是全国人大来决定，虽然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是中共的橡皮图章。然而，按法律程序来讲，应当是由人大来做这样的决定。”
被批评者认为是以无法无天的方式开启封城先河的武汉封城通告的全文是：
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1号）
为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
恳请广大市民、旅客理解支持！
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0年1月23日
祝圣武说，一个中国人或外国人即使是不懂法律只要有基本的常识也可以看出，今天的中国法治状况，人权状况比17年前萨斯疫情期间还坏，坏得多，而17年前得中国法治和人权状况就很不妙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确实是进入了无法无天的裸奔境界。
他说：“所有的封城，包括直辖市的封闭，包括安徽省，辽宁省，湖北省，江西省四个省的封闭，都没有看到权力机关的影子。就发布了命令，就这么简单。也没有任何专家的影子。没有任何流行病学专家，病毒学专家或生化武器专家的影子。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看在萨斯疫情的时候，虽然那时还是共产党治国，虽然也没有权力机关的影子，但至少还有专家的影子。那时候还是专家治国的时代。”
中国未来两种可能的发展
由无法无天的武汉封城打头，武汉和湖北许多城市以及全中国其他省市。乡村开始了无法无天的封城、封路、封小区、封家门的操作。湖北十堰更推出了中国法律中根本就不见踪影的所谓“战时管制”，公开将当地居民当作潜在的敌对力量来管理。中国还有地方打出大标语，上面写着“凡是湖北来的人都是定时炸弹”或其他公开歧视来自湖北的公民的字样。
批评人士指出，无法无天的行为在当今中国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道扩散，导致中国许多地方出现政府一夜之间变成土匪、政府力量以抗疫的名义公开抢劫过路救援物资的怪异现象。中国官方媒体2月11日出现这样一则新闻：“近日，武警上海总队赴山东日照押运防疫物资。参与任务的官兵夜以继日驱车上千公里，顺利将5000件防护服押运回沪，前后总共用时28个小时。这批物资将陆续分发至上海各大医院供一线医务人员使用。”
中国人权律师祝圣武说，显然，当今中国之所以一夜之间出现这种地方政府变成割据一方的土匪的现象，是因为地方官场为了自保而跟中央政府博弈；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显然是，你中央政府敢制造瘟疫，制造病毒祸害，我就敢封路，就敢抢劫，我不管你中央。
祝圣武说：“官场的混乱导致了严重的人道危机。比如说，武汉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了，不足又补充不上。武汉采购的医疗资源会被抢劫了。然后，连医疗队带过去的物资都被抢劫。而这抢劫不是来自民间，而是来自官场，是官僚系统干的。是地方官违背中央的意志干的。很多极端化的封城、封村、堵路的举动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不是共产党中央的意思，是地方官完全把中央政府抛弃了自行其是。”
中国法律学者陈永苗说，“中国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有点像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已经接近于人与人之间、本土人与外乡人之间的自然状态，已经是比较靠近无政府混乱状态了。例如，青岛把大连的口罩给拦截下来，说是对等原则（因为先前大连把青岛的给拦截了）。对等原则是国际法的原则。你一个地方政府跟另一个地方政府来讲国际法对等原则，这太奇怪了。”
陈永苗在这里说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是政治学当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指的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前文明状态，无政府状态。
与此同时，祝圣武则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失控以来，中国各地出现地方政府封路封城各顾一方、自立山头、各自为政的现象，令许多中国人想到中国最后的王朝满清王朝末期各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纷纷宣布独立于北京朝廷，想到中国由此而来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大变革。
但祝圣武说，许多中国人希望各地方政府由这次疫情而表现出来的“独立”大概会开启中国的联邦制和政治大变革，但他认为这样的变革大概不会发生，因为这一次中国各地的“独立”和混乱是来自官府而不是民间推动。在他看来，中国今后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疫情过去，中共中央政府恢复绝对权威，中国将迎来彻底的纳粹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