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讲师阿迪夫•安塞尔等四位学者本月初发表论文指出，中国当前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大手笔的投资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回报。论文认为，尽管中国当前基础设施项目的建造速度与规模超过了很多富裕国家，但巨额投入带来的却是巨大的资源浪费。文章还认为中国基建项目飞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隐忧。不过，一些学者对这篇论文中公布的一些研究发现与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文中论据不足以支持作者的观点。
牛津大学的四名学者通过对遍布中国各地的九十五个道路与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研究，并将这些项目与其它国家的806个交通基建项目比较后发现，在九十五个基建项目中，有75%的项目都存在成本超支的现象，且实际成本平均超出预算成本的比例达30.6%。
四人共同撰写的论文中还提到，这九十五个道路与铁路项目的平均完工时间为4.3年，远低于富裕国家交通基建项目完工所需的6.9年。但文中对在如此短的时间建造出来的基建项目的质量和安全性提出疑问。论文援引了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道路交通死亡率为每十万人中有18.8人，而在英国，这一数据仅为2.9人。文中认为，中国在这一数据上居高不下主要是因为基建项目中薄弱的技术设计以及道路质量问题。
此外，四位学者收集了中国156个道路基建项目的交通数据，发现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项目在建成后出现了明显低于预计通车量的情况。有些道路的实际通车量还不足预期的20%。与此相反，余下大约三分之一的项目则出现远高于预计通车量的情况。一些道路的实际通车量高达预期的三倍。报告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是一种资源浪费。
不过，一些学者对这篇论文中的发现和观点提出了质疑。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中国经济的教授巴里·诺顿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们将个别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功效与宏观经济规划的可持续性问题完全混淆了。
诺顿说：“首先，从单个项目的情况来看，当你仔细看过文章之后会发现这篇文章其实是在说那95个中国的基建项目与他们研究的发达国家的项目取得的成效相等或者更好。因此他们的研究发现实际上是与他们似乎在暗示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是低质量、低回报的观点相悖的。”
诺顿认为，此文作者们似乎是想提出一个观点，即全世界有很多的基础设施项目没有获得预期回报。他们想以中国为例证明他们的观点，并以此吸引外界的注意力，但这个例子似乎并不恰当。
还有学者认为，这份报告研究的样本数量不足以支撑报告作者们宏观的结论，其中一些数据还有些“含混不清”。
尽管有专家对报告提出质疑，但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中国近年来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失控已经成为外界普遍的共识。
除了成本超支、大规模投入没有带来相应回报等问题，文中还指出，中国在不断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也出现了债台高筑的现象。根据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00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的债务总额从2.1万亿美元飙升至28.2万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25个新兴市场中负债情况最严重的国家。而这些债务集中在国有企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铁路总公司（China Railway Corp.）的负债总额几乎为希腊的两倍，但这家公司在今年已经计划拨款一千两百亿美元用于更多的铁路建设项目。
巴里·诺顿对此也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负债情况确实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与基础设施投资是两码事。他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不是因为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而是因为中国薄弱的金融体系等其它因素。
他还指出，不能依据个别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回报情况来评判相应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他说：“我认为关键是要指出，个别项目的回报率低与整个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这二者在逻辑上存在很大的差别。”
分析人士、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认为，中国当前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里“烧钱”的行为是“不顾后果”的。
何频说：“（当局）通过这样一种高速的基础建设来得到‘面子工程’，让一般老百姓感到脸上有光，同时又可以跟商人进行最大的利益交换。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财政是不顾后果的，它的环保也是不顾后果的，它的产权也是非常不清楚的。”
安塞尔等人撰写的论文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运作模式不值得其它国家学习。文中还警告说，如果中国不将当前运作方式转变为高质少量的投资模式，中国或将面临一场“由基础设施问题引起的全国性金融与经济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