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墨客（Hanscom Smith）周三表示，中国动摇了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所依赖的制度基础，并称让香港变为另一个内地城市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尤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几年来中共对香港的一连串整治改变了香港的面貌，那个一度享有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的香港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与内地差别不大、公务员要集体学习习近平思想的香港。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刚刚25年就被摧毁。随之被摧毁的还有香港的国际商业中心地位。
史墨客在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的活动上说：“香港曾经作为一个国际中心蓬勃发展，因为人们对其开放性、法治和高度自治有信心。香港要想再次繁荣，北京必须履行其维护自治的承诺。因此，让香港成为香港。”
然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黄天磊(Tianlei Huang) 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北京的设想下，香港会进一步向中国倾斜。
“北京选择李家超作为下一任行政长官就说明在北京看来，现阶段对香港是重要是安全和稳定，”黄天磊说。“北京希望香港看起来就像任何内地城市一样，全心全意地发展经济，完全不受政治辩论和运动的干扰。”
全球吸引力下降
在1997年英国将香港的主权移交给中国时，中国承诺香港可以保留其资本主义制度50年，此后香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低税率和成熟的生态系统跃升为世界顶级金融中心之一。
然而，北京在2020年对香港颁布了严厉的安全法，对民主活动的大规模镇压和不断缩减的言论空间让在香港经营的外国企业感到震惊。
本月初上任的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是首位出身警官的行政长官，他曾赞赏安全法“恢复了香港的和平与稳定”，制止了抗议的“暴力、破坏和混乱”。
香港美国商会前主席、战略风险公司的高级主管早泰娜（Tara Joseph）表示，尽管中国当局仍然看重香港的商业地位，但北京的威权印记很难不对香港的商业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
她周三在CSIS的活动上说：“如果你不能自由发言，如果法治开始受到侵蚀，这只金鹅还能保持多久不受影响？”
在北京镇压香港民主抗议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取消了香港在贸易上的特殊地位，理由是香港市民的自由和权利已经被剥夺。此前香港享有美国的关税优惠，这对在香港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有特别的吸引力。
随着美中紧张关系的加剧，在香港的国际公司还面临响应中国政策压力，一些公司被迫选边站，有的对人权问题保持沉默，在民主价值观上向北京妥协。
巴克莱银行金融犯罪和法律事务全球负责人巴特利特(Jessica Bartlett)表示，企业会想办法适应不断变化的法律和社会环境，包括选择将员工迁往其他城市。
巴特利特在CSIS的活动上说：“他们的应急计划多了很多，在法律和合规职能方面投入更多……他们可能会考虑在整个地区进行多元化。”
除了不断收紧的政治环境以外，香港还追随北京实施了严格的新冠防疫政策，进一步促使许多跨国企业将员工迁往其他地区，例如新加坡和首尔。
欧洲商会在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香港的欧洲公司中有25%计划将业务完全迁出；香港美国商会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称，超过40%的成员表示他们正计划离开或考虑离开。
同时，香港政府的数据显示，越来越少的专业人士计划迁往香港，赴港工作签证的申请数量从2018年的超过4万份缩减至2020年的约1.5万份。
据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的统计, 截至3月，香港的房屋租金同比仅增长1%，而新加坡同比增长12%。2018年香港和新加坡的写字楼空置率均为4.1%，但在3月，香港写字楼空置率飙升至10.9%，新加坡则下降至3.3%。
在经济发展方面，香港与竞争对手之间也出现了差距。自2019年6月以来，港股的表现不太尽如人意，香港股指整体下跌25%左右，亚洲其他股市则没有大幅变化。
为中国内地服务
在国际金融界的吸引力有所下降的同时，香港的经济正在与大陆更紧密地融合，这可能让北京在塑造香港未来的政治经济生活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中国长期利用香港来实现经济目标。据彭博社统计，有1370家大陆公司在香港上市，占香港股市市值近80%。由于中概股在未来两年面临被美国证监会摘牌的风险，预计更多中国公司将转而赴港上市。
此外，香港还是最大的人民币国际化离岸中心，通过托管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等方式来帮助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
一些批评人士称，中国大陆的经济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但香港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香港GDP占中国大陆的比例从1997年的18%跌至2020年的3%。
黄天磊说：“中国从拥有香港这个门户所能获得的‘附加值’正在下降，因为内地城市在经济上的某些方面正在迅速追赶，而且近年来的社会动荡使得北京不再将香港完全视为一种资产。”
除了金融行业外，香港其他一些产业的发展缺乏动力。香港当局近年来将资源投入到科技研发等部门，但与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建设的科技中心深圳相比，仍然缺乏竞争力。
早泰娜认为，随着香港与大陆经济的融合，预计香港在未来会吸引更多的大陆人才，西方人的人口比例将下降，这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她在CSIS的会议上说：“重塑这些群体如何一起工作和比例的变化是我们在未来几年都需要密切关注的事情。这也将改变跨国公司的信任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