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公布的《2015东南亚鸦片种植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缅甸和老挝的鸦片产量仍旧维持在近年来的高水平,总量在731吨到823吨之间。其中,缅甸的鸦片产量占到金三角总产量的90%以上,使其继续保持在世界第二大鸦片生产国的地位(阿富汗位列世界第一)。
根据《报告》中的数据,金三角的烟农可以从每公斤生鸦片中获得350美元的收入,这些鸦片到达下游批发商手中的价格将达到每公斤3000美元,从而使得金三角鸦片交易的金额超过20亿美元。如果这些鸦片被制成利润更高的海洛因,贸易额将增加十倍,也就是说,超过200亿美元。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东南亚地区代表杰瑞米·道格拉斯(Jeremy Douglas)在曼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地区对海洛因的需求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水平,跨国犯罪集团正在获取巨额利润。”
《报告》显示,70%左右的缅甸产鸦片及其衍生产品海洛因经过各种渠道销往中国,而这些流通渠道涉及到复杂的关系网络,包括当地警察、村寨负责人、缅北的少数民族武装、以及中国和缅甸的边境官员。
在《报告》出炉的前两天,一家荷兰的智库组织公布了一份题为《第三届缅甸鸦片种植农论坛声明》的文章,一群自称为缅北掸邦、克钦、克耶和钦邦的鸦片种植农民和社区代表向国际社会表示,他们种植鸦片实属无奈之举,不过是由于贫穷以及为了家庭的食品保障等生活必须。文章表示,这些农民对于鸦片产品的最终去向一无所知,但承认他们了解毒品对家庭和社会造成的问题。
去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相继对毒品泛滥问题表达了强烈谴责,并下达了严厉整治的命令。根据中国媒体发表的数据,从2006年到2011年,中国的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从31,350起增加到 69,751起。而2014年严打后,仅当年9月到12月,各地法律部门就处理了52,800起案件。
今年6月,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刘跃进在《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的发布会上承认,中国大陆现有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人,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中国的毒品犯罪案件集中在广东、浙江、云南等沿海和边境省份,但有向内陆省份发展的趋势。
中国对毒品问题的应对方式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从严处罚贩毒团伙和吸毒人员,最高法院甚至建议对于严重犯罪者可判处死刑。不过,这一措施的效果并不理想,至少从数据上看,涉毒案件数量有增无减。另一方面,由临近金三角地区的云南和广西地方政府出面,在缅甸北部和老挝北部进行扶植“鸦片替代种植项目”。但是,据一位深谙缅北事务、不愿署名的中国记者透露,这些“替代项目”基本上都不成功。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报告》中的数据,种植一亩地的鸦片可以为金三角的烟农带来4600美元的收入,是种植大米收入的13倍,也数倍于其他如咖啡、葡萄一类的“替代种植产品”。云南省在老挝北部丰沙里省推广了多年的咖啡种植项目,当地百姓曾经告诉记者,对种植咖啡感兴趣的人很少,因为咖啡“卖不出好价钱”。
在泰国政府基本上根除了泰国北部的鸦片种植之后,当年的金三角还剩下缅北和老北两个“角”(泰北仍然是毒品通往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流通渠道),而这两个国家却是整个东南亚最贫穷的国家。两国政府虽因受到国际压力不得不隔三岔五地开展一番“禁毒活动”,但在其各自的历史上,鸦片种植都曾经作为国家的“经济杠杆”。年景好的时候,政府出面作几场“禁毒秀”,经济不好的年份,政府也曾暗地里鼓励“扩大种植”。毕竟,鸦片经济也是GDP和出口创汇的一部分。中国要想打赢这场新的“鸦片战争”,是否应该从战略上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