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说，尽管中国的环保和抗污染努力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在显示其政治体系韧性的同时，也凸显了其根本性的缺陷；此外，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空间受到挤压。
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使得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发生的环境恶化，不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引发了更广泛的疾病和其它健康后果；而且同时给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甚至对党和政府的执政带来挑战。
美国外交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在其新书《有毒政治：中国环境健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挑战》（Toxic Politics: China’s Environmental Health Crisis and Its Challenge to the Chinese State）中指出，中国因为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危机正在日益加深，并且对中国正在赢得抗击污染战争胜利的普遍观点提出了质疑。
中国抗污染战争成就与风险并存
黄严忠认为，中国政府抗击环境污染战争的努力，凸显了其“显著的韧性”（remarkably resilient）和“根本性缺陷”（fundamentally flawed）并存的政治制度。中国政府过去若干年来治理污染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政策的执行措施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污染或者改善了公共卫生。
黄严忠表示，如果要问北京是否赢得了抗击环境污染战争的胜利，应该说是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中国有了国家层面的坚定承诺，已经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投资国；煤炭在总能量结构中所占份额已经持续下降。
在全国范围内，PM2.5浓度平均下降了50%，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72微克，下降到2019年的每立方米36微克。此外，自2012年以来，污染天数的百分比呈现总体下降趋势。
对中国抗击污染战争的警示
黄严忠同时指出，尽管北京过去若干年来环境保护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对中国环保状况的调查和研究发现，中国抗污染战争仍然存在许多应该引起警示的问题。
黄严忠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星期一（1月11日）的一场研讨会上说：“这里需要引起警觉的是，如果我们来看全国范围的进展的话，2019年的情况是非常不平衡的一年；在一般以上的城市中，PM2.5浓度水平实际上有所上升。2019年北京、广州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西安、沈阳、重庆、天津和哈尔滨的空气质量实际上越来越差。”
黄严忠补充说，2019年，在261个未能达到政府规定的空气污染控制目标的城市中，PM 2.5浓度水平与上一年相比下降了2.4%。这清楚地表明，PM 2.5浓度下降的速度已经放缓。
“事实上，北京2017年PM2.5浓度下降了16微克每立方米；在2018年则变成了下降10微克；而到了2019年，PM2.5浓度只下降了5微克，”他说。
因此，即使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污染治理工作存在明显的逐渐放松和反复的问题。
政府政策流于运动，非政府组织参与受挤压
有观察人士说，北京的环保和抗污染政策之所以既有“显著的韧性”，也有“根本性缺陷”，这显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任后政府权力更加集中化，已经成为中国政策的双刃剑。
权力的集中化促成了各级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因此中国得以在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方面有所成就。
而另一方面，权力的集中化固然使得各级官员们更愿意投身于国家领导人发动的运动；因为他们将习近平视为领头羊，为自己减少了政治风险。观察人士质疑，这样的政治机制是否遏制甚至打压了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参与。
公共卫生政策专家黄严忠表示，尽管中国抗击污染的战争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展开的；在过去的若干年间也还是有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本土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公共参与。在中国的确有许多环保人士，积极参与环保运动和倡导环保意识。
这些环保人士认为，对PM 2.5 进行监测是在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做事，是这些环保人士的努力，迫使政府采用了PM2.5的监测系统。
黄严忠认为，是中国的公民参与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一道，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促使中国的污染数据走向民主化，并在环保政策的实施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然而，这些非政府环保组织的规模在中国非常小，而且近年来的活动空间受到挤压。中国最大的非政府环保组织、知名环保人士马军创办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环保组织。
“当年我在北京进行调查和采访时，马军的环保组织可能只有十几个人。而现在政府对民间社会的打压和控制，他们要想扩大影响作用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努力，”黄严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