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当观察家们在去年末或今年初预测2023年全球最大不确定性和地缘风险时，都把注意力放在俄乌战争，美中对抗，台海失控，朝鲜半岛危机等，绝未料到中国经济。因为在去年11月底中国政府宣布清零政策退场，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后，人们普遍乐观预期，三年疫情被压抑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反弹，即使反弹不如预期，但也至少不会很难看；而随着年初经济的复苏，各大经济机构都把中国经济的年增长上调到5%以上，有些更乐观地认为会达6%甚至更高，3月两会中国政府亦将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定在5%。
所有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
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4.6%，稍逊于预期，这可以解释去年同期的基数较高，以及疫情解封不久，市场经济主体对形势的转变还有一个适应性，人们认为随着政策的明朗化，市场信心会逐步恢复，二季度经济成长会加速。二季度GDP虽达6.1%，看似比一季度高，可这是建立在去年二季度GDP增速只有0.4%的基础上。换言之，由于去年二季度的基数太低，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至少要达8%市场才认为正常。如果用去年和今年加总来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上半年只有4.4%，确实是改革以来最低的。
另外，从今年上半年看，中国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即物价涨不起来，这同欧美担心的高物价形成鲜明对比。一般来说，经济快速增长会伴随一定的物价上涨和通胀，物价起不来，经济增速就不可能很高。果然，到7月，中国经济全面走坏，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首次同时下滑，尤其进出口出现剧降，这虽然可以解释为外部需求的持续疲软所致，不单中国如此，然而，7月进出口的降幅之大，还是出乎外界和中国官方自己的预期。
拜登总统最近在一次筹款会上说，中国经济是一颗“定时炸弹”，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不仅是经济的低增长问题，同时还伴随巨型房企和信托机构的连接爆雷，地方政府的高负债，高达23%的青年失业率，不断传出的公务员降薪，以及经济界对中国是否陷入通缩之争，总之，几乎所有的信号都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7月的经济数据也说明了这点。
说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并不为过。事实上，从中国民众和企业界的感受来看，真实情况可能比统计数据更严峻。有经济学家比如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等人就认为，中国长达30多年高增长的经济奇迹已经终结，将步日本后尘，会有一个失落的十年，甚至比当年日本还惨。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这是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的。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鉴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深度支配，控制过着关键的资源，包括金融和信贷资源，主导战略活动，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以一种人们通常看到和理解的、教科书所描述的危机样式呈现。也就是说，中国不大可能出现西方式的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只能是用一种中国的方式展开。
中国特色的经济危机
至于中国式经济危机的定义和具体特征是什么，这个问题留待研究者去进行学理的研究和概括。但它不会因为某个事件的突然爆发——像美国雷曼兄弟事件一样，而出现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崩盘。中国的经济危机会是一种散发型的，多点触发的，渗透于各方面的危机，不只限于经济的某些方面；危机还是一个逐渐累积并和社会联动的过程，比较缓慢，像温水煮青蛙，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解决某些问题，可又积累更大的问题，直到越过某个临界点，危机才会以一种显型的形式出现。
然而，危机一旦爆发，不会只是经济危机，一定是经济和社会的复合型、系统性危机，是经济、社会和人们价值观的整体崩溃。所以，就此而言，中国的经济危机还处于发展当中，目前只是危机的一个发酵阶段，距离它的总爆发或许需要一个较长时间，要看中国政府对眼下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的解决程度而定。首要的就是解除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然而，即便如此，考虑中国经济和世界的联动程度——它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它的增速的意外放缓和内部的各种严重问题，构成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稳定的挑战，并可能导致全球的地缘政治风险。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这一点。
第一，中国经济困局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中国政府一直自诩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发动引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长期超过40%，或许这是真的，但也因此，中国经济一旦失速，就会造成全球经济的某种动荡，尤其是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和投资的国家，比如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密切联系的全球南方国家，就有非常大的可能陷入困境。因为这些国家自身调节的能力有限，也几乎不可能获得外界的帮助，它们过去的发展模式将自己锁死在从中国经济的繁荣中受益，一旦中国繁荣不再，就不可能继续让它们享受收益。由于这些中小型经济体大都是贫困落后国家，因中国经济困难而出现的联动困难，有可能会催生它们的政局不稳和政治风险。这些风险效应不会仅仅局限在它们本国之内，而是向地区乃至全球扩散。
为转嫁危机，习对外可能更具对抗性
第二，中国经济困局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国内的紧张态势，为缓解国内矛盾，转嫁危机，习近平有可能寻求一条更具对抗性的对外路线。恒大和碧桂园两家大到不能倒的房企的债务危机，不断出现的金融信托机构的爆雷，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在短期内拿出一套相对稳妥的解决办法，势必会联动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触发金融危机，进而引爆地方财政危机，这会是一个过程，不会马上爆发。然而，考虑地方财政的过度负债已存在多年，以前还可以依赖土地收入来缓解，但这些年土地出让收入的急剧减少让过去的循环模式中断，使地方财政早已不堪重负，处于危机状态。地方的财政危机则会导致大众福利（例如养老金支付）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出现。这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强调促增长与防风险并重的原因，但也因此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
可以说，如果不能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改善企业尤其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国的经济状况还会更加令人堪忧。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又没有好的办法。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不排除习近平出于稳定自身权力和政局的考量，采取一条更加激进的和美国及西方对抗的路线，在台湾、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主动出击，制造障碍，从而加剧地区形势的紧张和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让外界增强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
目前已看到中国政府将内部矛盾外部化的某些迹象。归根结底，中国经济出现的危机是习近平自己，他是危机之源。市场和资本的信心不足，皆源于对习的政策和路线的不信任。但从当下中国的政局状况看，未来一段时期是无法解决习的一人统治问题的，故而，中国的经济困境可能会持续深化。世界对此需要有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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