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期突袭多家咨询顾问美商，还将咨询业龙头凯盛融英(Capvision)视为“境外情报机构帮凶”。观察人士分析，这是中国为严防机密和敏感信息出海再筑防火墙的手法，因此，除境内咨询业外，下一波恐严打四大跨国审计公司及其他在华营运的法务外企。不过，也有投行人士认为，这是美中大国博奕下，中国反将美国一军的报复，应不致于吓跑外资。
继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贝恩公司(Bain & Co.)等美商后，凯盛融英成为中国国安机构的最新侦办对象。中国央视5月9日报道，中国国安机构指控“某西方国家”为遏制中国，借助在华咨询业“窃取中国重点领域国家秘密和情报”，尤其拥有上千家客户的凯盛融英“沦为境外情报机构帮凶”，聘雇超过30万名中国国防军工、金融货币、高新科技、能源资源和医药卫生等重点行业的中国专家，来搜集情资，其中两名中国专家为换取高额报酬，泄漏国家机密，已遭判刑。
受到整改的凯盛融英于5月10日也发布声明称，已“深刻认识到在过去的经营活动中未能充分履行国家安全防范责任，存在重大隐患和漏洞，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该声明称:“此次受到国家安全机关的处罚和整改要求，不仅是对我司的一次沉痛教训，也是为商业咨询行业规范发展敲响了警钟。”
在华咨询业敲响警钟
对此，旅居美国纽约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搜集情资是顾问公司的本业，以协助有意对华投资的公司了解中国的市场和经济、以及在华客户的行为等商情，但当中国现将这些资讯都视为不能透露给外企或外国政府的机密和敏感信息或国安事件后，自然就会升高对咨询业的严查，以防机密和敏感信息出海。
郭荣铿上周甫成立跨国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China Strategic Risks Institute)”，并针对中国相关的供应链和商业风险提出分析报告。他说，北京早于2021年中旬就升级对机密和敏感信息出海的重视，当时中企网约车龙头滴滴出行刚刚在美国上市，北京随即出手整改，背后就是担心道路数据等机密和敏感信息流入美国政府或监管单位手中。他预测，中国对涉及机密和敏感信息的行业整改不会仅止于咨询业，未来恐锁定并严打在华经营的四大跨国审计公司，包括德勤咨询(Deloitte)、普华永道(PwC)、安永(Ernest & Young)和华马威(KPMG)，以及其他外国法律事务所。
郭荣铿:下一波严打四大审计外企
郭荣铿说:“逼迫这些审计外企离开中国市场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直到他们被可受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的中企所取代为止。我不认为只有管理咨询业(会被整改)。我们将看到，这些跨国审计公司被逼出中国之后，跨国法律事务所将是下一个被锁定的对象，尤其是那些提供企业咨询的律所也将被迫离开中国，因为他们(中国)视法律服务领域涉及国安。”
郭荣铿批评，极权国家如中国一向将国安问题无限上纲，再加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于2017年就宣示，要打赢这一场对外的资讯信息战，因此，即便中国早有法源可以惩治其眼中的危害国安分子，4月底仍进一步汇整增修反间谍法，待7月1日正式生效且扩大适用后，其对境外情报机构的国安管制將全面紧缩，外企也恐受波及，动辄触法。
郭荣铿说:“这是中国试图设下让人不敢跨越的(国安)红线，但问题是，这部新法之严厉和详尽、扩及范围之大到你根本不可能遵循。当局也知道这点，但它并不在乎你能不能守法，它只在乎有法源机制可以让它追诉违法之人。”
他说，中国2015年7月实施的国安法已洋洋洒洒将国防、经济、金融、太空、信息甚至食安等至少15个领域都纳入国家机密和国安管制的范围，也就是未来反间谍法将处置的间谍行为。而中国之所以无限上纲这些国家核心利益，他认为，怕的就是，未来一旦和西方国家决裂，将屈居下风，因此，必须提早因应。
一位位于上海、因議題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外籍顾问则在接受美国之音书面采访时表示：“咨询业现笼罩在不安的氛围中，由于情势仍在发展，大家都不清楚这波的打压程度有多深。”
他说，从凯盛融英案，业界认知到政治安全也是中国国安的一环，而机密和敏感产业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包括金融和生物医疗业，这两大行业过去被视为非机密和敏感的行业。他说，中国反间谍法的措词含糊，但透过凯盛融英的实例，业界对触法行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未来会避采红线，可能还会“过度遵循”，降低触法的机率。
反间谍法扩大间谍定义，外企不安
对于最新反间谍法扩大界定间谍活动范围等内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于4月27日曾呼吁中国明确释法，并确保执法透明。
早在突袭美国在华咨询业前，中国于3月底逮捕一名任职安斯泰来制药（Astellas Pharma）的日本籍主管，指控他涉及间谍活动，引发在华日本商界和欧美外企的普遍不安。
目前在华外企也在观望中国的反间谍法7月后将如何落地，及未来可能带来的商业冲击。
不过，位于台北的资深创投人士、蓝涛亚洲总裁黄齐元認為，这只是美中地缘政治角力下，你来我往的一招。他说，中国面对美国所祭出的一系列芯片禁令，“以反间谍法、(整改)咨询公司，反将美国一军”，可以理解。
他说，中国“杀鸡儆猴”，画出国安红线，合理限制中国咨询业对机密和敏感信息的情搜范围和手段的正当性，虽然这条红线的规范不明，外资或提供外资咨询的中企只能“心中自有一把尺”。
黄齐元告诉美国之音:“这个放出一个很强烈的讯息就是，大家要注意，你做适当的商业尽职调查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做得太过份，就是有一个红线，你不能影响到国安，那你说国安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去判断。”
对咨询业设下国安红线
他说，北京当局普遍对外企相对宽容，应不至于像整改如蚂蚁、腾讯等互联网巨头般严格，因此，只要咨询业谨守国安红线，未来对其在华运营的影响不大，而且咨询业透过传统的专家访谈取得的部分产业情报，比骇客入侵关键基础设施、取得大数据的规模及对国安的冲击相对来得小。此外，基于中国还是希望吸引新的外资，也应不会对这些协助外资在华投资的咨询业赶尽杀绝。
黄齐元还说，美中两国对商界扣上国安大帽子的手段其实不相上下，例如美国对华祭出的芯片禁令也大多基于国安的理由。因此，中国并不担心，7月反间谍法上路后，会进一步升高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吓跑外资，因为中国的市场很大，仍具有吸引外资的庞大商机。
不过，一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半导体业人士告诉美国之音，美中掀起芯片战后，在华的半导体外企已开始分散供应链，并在东南亚国家增设产线，因此，“钱”进中国的步伐已经慢下来。他说，美国的半导体技术超前中国同业，没必要去打探中国的行业机密，但还是会关注中国要如何突围美国芯片禁令的封锁。在此前提下，他认为，中国祭出反间谍法，对半导体业而言，背后最大的动机应该是要防范自己的突围之道被泄漏给美国，而自断生路。
反间谍法恐徒增美企的投资成本
另一位也是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商芯片大厂中阶主管则告诉美国之音，在商言商，美企大多不会优先考虑国安，因此，尽管美国政府设限、美中地缘风险加剧，这家美商还是觉得中国的市场大有可为，尤其想抢占中国人工智能(AI)芯片市场的商机。
不过，她认为，中国祭出反间谍法可能徒增美企的投资成本，因决策者若渐趋保守而谨慎，反而拖累决策进程。她举例，该公司执行长近期出访中国，三天内拜会了15家半导体中企客户，其中属国营或有政府背景者不少，若这些中企都忌惮反间谍法，不敢向美企揭露中国未来的产业走势或情报，双方的洽谈进度自然得更耗时，凭添时间等投资成本。
她还说，美中两国加诸在企业的地缘政治压力都有，但美企只能“两边都不得罪”，例如美国总统拜登的行政命令一来，这家美企就得乖乖禁止对华出口某些产品；又例如，中国要求来自台积电的芯片，海关出货单上的“来源国”不能填台湾，即便国际贸易法规多年来都已将台湾视为一个国家，但这家美企只能取消来源国的栏目，技术规避中国的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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