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周年到来之际，有观察人士警告说，中国目前的状况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前的状况非常相似，经济的增长过度依赖信贷和大量资本投入，中国国内的巨额债务及其惊人的增长速度正在给下一场可能会波及全球的危机埋下伏笔。
近几年来，国际上普遍对中国的债务问题表示担忧并多次发出警告。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为257%，远远高于新兴经济体184%的总体水平。
不仅是债务的总量巨大，让人真正担忧的是中国债务增长过快。2007年底的时候，中国的债务只占GDP的152%。但在2008年中国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台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后，中国的债务问题就一发不可收拾。这种靠放贷、发债维持经济增长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中国经济虽然在账面上维持了6-7%的中高速增长，但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台却越筑越高。
中国央行7月4日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指出非金融企业风险继续暴露，且部分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风险。
报告说，企业债务风险领域主要集中在低端制造业和产能过剩行业，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一些企业靠“借新还旧”甚至“借新还息”维持，造成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积累、难以消化，部分地区恶意逃债时有发生。
有分析认为，中国特色的企业债务是有着重大风险的次级债。中国社科院一份关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研究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一直维持在100%以内，危机之后，杠杆率从2008年的98%上升到2014年的149.1%。这直接导致中国企业债务水平的快速攀升。
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之一的穆迪公司5月份将中国的信用评级下调了一档，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债务问题严重。该公司宏观经济理事会主席艾琳娜·达格尔(Elena Duggar)说：“非金融债务已经从2010年占GDP的181%上升到2016年的占GDP 约256%，也就是说六年翻了一番。”
如果单算企业债务水平，中国目前企业债务的总体水平也已经占到GDP的160%，远超90%的警戒水平。
中国央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还指出，“部分一、二线城市房价偏高、上涨过快，呈泡沫化趋势，首付贷、房抵贷等产品与房价上涨相互强化，进一步助推房地产泡沫。新增信贷资源过于集中投放于房地产领域。”
据统计，2016年中国个人房屋贷款高达人民币5.68万亿元，占全年新增贷款的44.91%。到2016年底，以房贷为主的中国个人中长期贷款余额达到23.44万亿元。
美国的知名中国经济专家、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曾表示，他并不对中国快速增长的家庭债务规模感到担忧。他说：“大多数家庭债务是房贷，贷款与房屋价值比例相对较低，而且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征与美国有很大差异。购房者往往需要支付大笔首付，有时候首付比例还很高。购房者也不能申请再次贷款，不能申请房地产净值贷款(home equity loan)。”
但也有经济学者认为，拉迪忽视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两极化严重的现状。一方面，中国一二现城市房价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是三四线城市的楼市无人问津，出现一批空城、鬼城。而且，政府2015年打出的“去库存”不仅没有降低三四线城市的空房率，反而进一步刺激了本已处于高位的房价进一步迅猛上涨。房价的快速上涨也鼓励了购房者的投机心理，形成恶性循环。高房价导致高房贷的背后呈现出泡沫化是不争的事实。
过去几个月来，中国政府似乎一直在采取措施，希望能够抑制信贷的过度增长。但控制信贷势必会影响经济的增长，政府面临两难境地。与此同时，全球的金融市场也感到不安，投资者担心收紧信贷不仅拖累经济增长，也会让负债企业更难偿还债务。
中国央行的最新报告显示，2017年把防范风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表示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显示，至少在今年秋季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北京已不打算更激进地抑制信贷增长，转而防范风险，目的就是避免经济出现波折引发社会动荡，力求给十九大营造和谐气氛。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表示，中国巨大的债务问题像悬在每个人头上一把剑。他说：“如果世界上现在有哪个国家会真正影响到每一个人，而这个国家又容易发生问题，这个国家一定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