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6日是黄埔建军百年，两岸都在争夺黄埔话语权。旅居台湾的香港城市大学学者徐全出版《铭志天星：国军纪念碑百年激荡史》新书，透过田野调查在中国现存、重建或拆除的国军纪念碑，审视中国官方如何透过墓碑的空间改造对民众进行历史记忆教化，并试图改写中国近现代史。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民间对中华民国国军的热情关爱不减，甚至会自制纪念勋章、国军军旗送给老兵，有着跟官方截然不同的叙事。
两岸纪念活动
今年是黄埔建军百年，两岸都有相关纪念活动。6月2日，台湾的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校友总会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全民国防嘉年华”活动，老兵们以传统正步、齐步的方式举行阅兵。台湾官方规划在6月16日由赖清德总统亲自主持陆军官校建校百年的校庆典礼。
中国则自今年初就在黄埔军校旧址举行“百位校友讲述黄埔故事”活动；近日在黄埔分校的湖南武冈及四川举行百年黄埔抗战主题展、书画展，称“发挥黄埔优势，促进祖国统一”。中共国台办下辖的“中国台湾网”更是从去年就发起长达一年的“黄埔百年直播”，更新日期直到今年6月16日。
所谓黄埔建军指的是1924年6月16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在中国广州的黄埔岛正式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1946年改称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并于1950年在台湾高雄凤山复校。
由台湾黎明文化出版的《铭志天星：国军纪念碑百年激荡史》新书作者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黄埔军校的成立标志着国民革命军，也就是中华民国国军的诞生，其先后历经了东征、北伐、抗俄、第一次国共战争、抗日、第二次国共战争、台海战争等重大历史过程。
他说，以中华民族的整体立场来看，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使中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统一国家。国军1929年的中东路抗俄战争是北伐统一后首次跟外国交战，也是中国人兴起民族意识的起点。对日抗战则成功保住了华夏文明和中国的独立、自由，为整个同盟国的二战胜利、韩国等受压迫民族的反殖民运动做出巨大贡献。
改造历史
徐全表示：“国民革命军在现代中国的贡献后来被透过教科书、文艺作品或者是纪念碑的改造，而变得扭曲或者是变形，与真实相去甚远。”
他指出，比如中国文革时期耳熟能详的红色革命样板京剧《沙家浜》，就把在江南地区从事抗日游击战的国军部队“忠义救国军”描绘成了汉奸投降的想象。又如北伐时期源自黄埔军校校军的“第一军”，直攻武汉、南昌等大城市，牺牲巨大。但他们在南昌、汉口的纪念碑和公墓现在都被拆除了，主要是因为该部队是蒋中正的嫡系部队，而在中国文艺作品中也将其描绘成是北伐战争中贪生怕死之旅。
此外，有“铁军”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北伐战争中非常顽强的部队，而第四军下辖的叶挺独立团则是中共领导的武装。中共党史认为，黄埔建军、建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中共领导的叶挺独立团率先进军湖南，从而拉开北伐序幕，并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的荣誉，所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是北伐战争的先锋与骨干。
徐全指出，但当时和叶挺独立团一同拉开北伐序幕的，还包括白崇禧（台湾作家白先勇之父）领导的国军第七军。事实上，第四军本身就有好几个师、下辖十多个团，叶挺独立团只是其中之一。曾任第四军军长的国军名将张发奎就曾说过，北伐中，叶挺团固然勇猛，但第四军其他部队也很勇敢，例如黄琪翔团。“铁军”荣誉是整个第四军，而非单指第四军下的叶挺团而已。
然而，骁勇善战的国军第四军在广州的北伐纪念塔被彻底拆除；国军第七军在广西柳州的纪念塔被改成了“解放纪念碑”。相反地，在武昌的叶挺独立团的公墓则显得非常气派、庄严。
徐全表示，至于对日抗战的国军公墓，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关于国军和中共谁才是抗战主力是个长期争执不休的议题。事实上，甚至连中共纪录其自身共产革命的历史也难逃“被改造”的命运。
共产历史也难逃
徐全指出，对日抗战胜利后，国军与中共随即在中国东北爆发军事冲突，早期著名的战役包括吉林省的四平战役，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指挥官为林彪。1953年6月，为纪念国共四平战役6周年，中共在四平市铁西区建造烈士纪念塔。碑身正面为曾任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题刻的“为解放人民而奋斗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西面是曾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题刻“成人有志花应碧，杀敌留红土亦香”；南面是曾任中共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高岗题刻“日月同光，山河并寿，人民战士永垂不朽”；北面是曾任中共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林枫题刻“中华人民优秀儿女万古千秋”。纪念塔前牌坊匾额及楹联由曾任中共辽北省政府主席的阎宝航所题的“四平市烈士纪念塔”匾额，两侧楹联为“革命业绩垂千古，烈士光辉照山河”。
徐全说，但革命成功后的红色中国，“四平市烈士纪念塔”上的题刻几乎全数被凿毁。原来的题刻人不是被打成反党分子，就是被打成特务、三反分子，或被关押、或出逃、或自杀，致其题刻都被凿毁。如今的四平烈士纪念塔的碑身正面文字是后来填补的，变成毛泽东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徐全说：“拆毁墓碑以建构全新的历史叙事是一种极端化的政治空间改造，反映的其实是社会政治环境的一元化、高度控制和集权化。中国文革时期就是这种社会形态的写照。这种社会形态，受冲击的不仅是被革命者，也会包括建构这种形态的革命者本身。”
拆除有时、建造有时
然而，在中国的国军墓碑不仅拆除有时，事实上，建造也有时。比如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023年至中国湖南拜谒的南岳忠烈祠曾在1950年代被毁，直到1985年为了对台统战才又重修。又如湖南衡阳市区的岳屏山公园有一座由蒋中正题字“衡阳抗战纪念城”的纪念塔，在1949年后改为“衡阳解放纪念塔”，直到2007年才又恢复。
徐全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除了部分极左势力之外，大多数的民间人士对于国军的英勇事迹都抱持敬重态度，而黄埔毕业的国军更是保家卫国的典范。
徐全表示，中国很多参加过对日抗战的国军老兵在1949年两岸对峙后都经历过关押、批斗、迫害，所以中国民间社会对他们有一种悲情式的同情。比如中国民间有“关爱国军抗战老兵”的热潮，很多参与其中的志工都是年轻人，他们为贫苦的老兵募集生活费、医药费，甚至协助料理后事，给他们最终晚年的人道关怀与尊严。
“令人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些老兵，他们很多人长久以来都未曾获得北京官方的褒奖和认可，于是民间志工就自己出资制作纪念勋章，送给这些老兵”，徐全说。
他表示，在云南保山就有一名国军老兵在获得勋章后，天天出门挂在胸前，深感荣耀，某天不小心把纪念章弄丢了，他像发疯一样到处寻找，觉得如果没有这枚纪念章，又会被当作反革命而受到批判，所以志工们又送了一个纪念章给他。但事实上，这个纪念章是民间的，而非官方。
徐全自己也投入过关怀老兵的行动。他回忆，在十多年前的中国华南某地，一位参加过抗战、饱经批斗的国军老兵过95岁大寿，当时来自各地的志工们为其隆重操办，还有人携带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军军旗，并在旗帜上写下部队番号。部分在场人士还低声吟唱中华民国国歌，气氛喜庆欢乐。
民间自制勋章军旗
徐全表示，几年过后，那名老兵去世，他儿子希望能用国军军旗覆棺，但之前那面军旗不知何故找不着，因此请求徐全协助。徐全拜托台湾朋友去买，但朋友说大尺寸的国军军旗坊间很难找到。徐全灵机一动，请朋友帮忙买一面国民党的党旗给他，因为国民党党旗是青天白日旗，徐全再辗转跑去深圳福田买了一面大尺寸的红旗回来，最终请一位香港裁缝师傅重新拼贴制作，将青天白日的图样缝在红旗的正中央，组合而成大尺寸的国军军旗。
徐全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在面对国军史迹时，较之于北京中央层面更加开放和积极；民间社会比官方更加积极。众多国军碑墓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得以重建或恢复，并非官方思维转变或开放，而是中国民间社会追求历史真相的努力，形成了声量和动力，造就了来自中国人民的“空间革命”。诸多的国军史迹就是循着“民间发掘、舆论传播、诉求官方、展开重建”的路径模式，重新出现在中国公众视野。
徐全说，国军碑墓在历经过“建造有时、拆毁有时”后，现在民间追求的是“拆毁有时、建造有时”的未来。 国军作为一个历史与情感的概念，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绝迹。他们依旧存在于中国人民心里，也说明了国军的硝烟烽火不曾消失在1949之后的极左狂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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