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即中国当局先前所称的武汉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随后蔓延全中国、祸害全世界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大力宣扬中共在其领袖习近平的领导下如何成功地控制了疫情，如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宝贵贡献。观察家们认为，这种宣传已经取得了明显的适得其反的效果，中共如何走出这种困境还有待观察。
中共当局宣传危及中国国际地位
观察家们说，在强调“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和必须绝对忠于和服从习近平的当今中国，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控制下的中国媒体每天必须大力宣传和赞美习近平是它们的规定动作，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更是数次创造了当今世界新闻史上的奇观，这就是，它的头版是清一色的以习近平的名字为开头的标题，没有其他的新闻标题。
因此，在观察家们看来，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媒体在中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大力宣传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展示习近平的权力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或意外。
然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纷纷指出，习近平的这种权力运作近来显然出了问题。用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的话说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机会巩固了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权力，但共产党达到这一目标所利用的工具正在威胁中国的国际地位。”
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对中国当局所宣扬的中国抗疫成就提出了公开的质疑。在中国传出的病毒疫情给世界各国造成严重的祸害、祸害至今依然在发展之际，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和中国驻外使节赞美中国抗疫成就，嘲笑和指责其他国家抗疫不力、不灵，这种做法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公众当中招致强烈反感甚至憎恶。
一些国家的政府和公众认为，中共政权在实行独裁专制、封锁信息同时进行”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之类的误导性宣传是造成疫情在中国武汉大发展、大爆发并最终祸害全中国、祸害世界各国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权和习近平不但不承担责任，反而把自己美化为抗疫英雄，这是对全世界的侮辱。
观察家们指出，中国多年来的坚定盟友伊朗也公开表达了对中国当局自吹自擂、持之以恒地散布有关疫情的不实信息的不满，这种局面清晰不过地显示了习近平以及他掌控下的中共当局如今在世界各国名声扫地、令人厌恶。
4月14日，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贾汉普尔在记者会上再度将中国发布的疫情病例和死亡统计数字称作“令人痛苦的恶作剧”。他说：“全世界很多人以为这场疫情就像是流感，而且造成的死亡人数比流感更少，这些看法都是基于来自中国的统计数字，现在看来中国在这件事情上跟全世界玩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
贾汉普尔在4月5日也用“令人痛苦的恶作剧”来形容他所认为的中国当局发布的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给全世界、给伊朗造成的损害。中国驻伊朗大使常华当时通过中国当局禁止中国公民使用的社交媒体推特对他做出了回应，称“中国卫生部每天都有记者会。我建议你仔细阅读他们的新闻再做结论。”
中共当局的宣传困境从何而来
中国当局在疫情问题上的宣传、对疫情信息的操控受到世界一些国家的批评。中共当局的做法不但招致西方国家的公开的批评和质疑，连伊朗这样的中国盟友都反复表达强烈不满和质疑。中国的宣传和信息发布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中国怎样才能走出眼下这种宣传困境？
中共前高级官员、已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鲍彤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真相告诉大家。这才是宣传。你把假象告诉大家，这叫什么宣传？这叫欺骗。你要我来评论，我说，我对事实不清楚，所以我没法评论，因为不了解情况。这个问题很复杂。这水不清，很浑。清澈见底，水落石出，石头盖在水底下，水又不清，很浑，就说不清楚，就不了解真相，就没法来评论。我只觉得宣传的任务应该是说清事实。而不是掩盖事实。最好的宣传应该是诚实。”
鲍彤说，做宣传的摆脱被动局面说容易也容易，只要不做赵高、实事求是就好了。他说，赵高是秦朝宫廷的一个太监，也是搞宣传的，他的本事就是指鹿为马；他指鹿为马不好；现在接受赵高的教训也是与时俱进，不要停留在两千多年前的指鹿为马的境界里。
中国学者、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现在中共当局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缺乏基本的诚实，公然进行欺骗，这种宣传策略和手法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使世界各国对中共政权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这一切说起来道理很简单。
胡平说，“我觉得主要就是中共的对外的宣传，而且还不仅仅是对外的宣传，把习近平从一个祸头子变成了一个救世主，这么连贯起来特别招人反感。这不是他们哪个具体的宣传招人反感，而是因为有这样的前后对照。因为整个世界因疫情灾难越深重，人们越是会觉得这事情的起源越重要。”
胡平接着说，现在世界各国对中国当局不单是反感，而且更是愤慨，因为许多国家认为中共当局谎报疫情造成误导，导致其他国家纷纷中招；假如只是一个国家中招，人们还可以说这个国家政府无能，或这个国家的左翼政府或有右翼政府无能，但如此之多的国家中招，就说明了中国给国际社会的普遍性误导。而这种误导是由中共的独裁造成的，实行独裁的中共当局先是误导和坑害了中国公众，让中国公众中招，然后再误导和坑害了国际社会。
在世界各国纷纷因中国传出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遭难之际，原本跟中国大陆关系密切的香港和台湾截至目前疫情应对得相当好。胡平和许多中国国内外观察家都认为，香港和台湾截至目前应对良好主要是因为他们记取了2003年中共当局隐瞒萨斯疫情的历史教训，及早采取了防范措施。
另外，香港和台湾这次也是因为特殊的原因而没有受害深重，这个特殊原因是，去年香港当局试图修改逃犯条例让中共当局可以把在香港抓捕的人送到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受审导致香港出现持续的、大规模的“反送中”抗议活动，到香港旅游的中国大陆游客大减；而去年拒绝接受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总统蔡英文获得连任，中共当局随后取消了中国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以惩罚台湾，导致台湾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锐减。
中共的宣传使世人注意中共的问题
在中共当局的对外宣传引起众多国家的不满和愤怒之际，当局在悄悄修改宣传策略和口径。日前中共宣传部门的一则内部通知流传到外界，其内容是指令中国的媒体立即停用“中国为世界疫情防控争取了宝贵时间”及“中国采取有力措施阻止了疫情在全球扩散”等表述；用“中国首先报告疫情”取代“中国首先出现疫情”。
有评论家指出，这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对外宣传变换手法，继续瞒骗世界人民。《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则说，中共的对外宣传无论是变换还是不变换都使世界各国注意到中共当局在疫情问题上的隐瞒，注意到在中国掌控一切、对疫情防控从一开始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中共领袖习近平的责任问题。
截至4月24日，疫情在世界各国造成接近二百八十万人确诊感染，死亡十九万多人。但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国确诊感染不到八万三千人，中国的死亡数字则在国际间的强烈质疑之下前提升了正好百分之五十，提升至四千六百多人。中国官方公布的过去一天的新增确诊感染人数为6人。
批评者指出，从一开始直到今天，中共当局在疫情问题上持续不断、持之以恒地进行欺诈，导致全世界的不信任和厌恶，导致连伊朗这样的中国的盟国的卫生部发言人都忍不住反复说这是中国对全世界玩令人痛苦的恶作剧，这种恶作剧是显而显而易见的，是中共当局都难以解释、难以否认的。
胡平指出，以采取封城这种极端措施为例，2003年北京出现萨斯（SARS，即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确诊病例两千多个都没有宣布封城，但今年1月23日，武汉才出现区区几百个确诊病例就宣布封城，随后湖北各市各地区宣布封城；人口将近六千万的湖北在封城之前和之后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都不高，却封城这样的大动作，中共知道显然实际感染者的数字比公布的数字高得多，中共只是对外秘而不宣，对外搞欺骗。
已故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中国的对外宣传思维显然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还有一本小说叫《东周列国志》，给后世很不好的影响。
鲍彤说：“以前中国本身就有好多国家。因此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欺骗，就是让别人上当，损人利己，谋求自己的利益。那时候的外交都是搞欺骗，都是耍嘴皮的。（很多人）看了《战国策》和《东周列国志》，得到一个印象是外交就是搞欺骗，宣传就是要撒谎，就是编故事，或者是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这些东西我想都不是正经的东西。我认为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应当一样。一样就是诚实。不诚实就不一样。内外有别，跟自己说一套，跟外边说另一套。这不好。”
与此同时，胡平指出，中共当局进行的显然是力图转移话题、摆脱罪责的欺诈性对外宣传反而促使外界注意到当局力图掩盖的事实和话题，其中包括去年12月31日，武汉公安发布短短的微博，声言对8个擅自谈论疫情消息的人进行了处罚，中央电视台随后将这消息反复播送了十几遍，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凸显出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掩盖疫情真相的大动作。
此外，造成疫情发生的病毒来源问题也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因为中共当局在因隐瞒疫情而面临来自国际间的强烈不满和谴责之际一再声言它对疫情信息一直是公开透明的，但中共当局最近发布指令，对中国研究人员发表研究病毒来源的科学研究报告实施严格的审查限制。
在另外一方面，国际社会普遍注意到，中共当局在病毒来源和疫情最初发展的问题上不断搅浑水的动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上个月发推文称武汉出现的疫情很可能是美国军人去年夏天到武汉参加运动会时带到武汉的。中国官方媒体随后又说最先出现疫情的是意大利而不是中国。
在过去几天里，观察家们又注意到中共当局在疫情问题上的最新动作，这就是，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卫生当局通过尸体解剖发现三名死者可能在今年1月就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他们日常接触的人包括从中国来的同事，他们所感染的病毒基因分析显示是源于武汉病毒株，但中国官方媒体以掐头去尾的方式转述《纽约时报》报道，声言美国今年1月初就出现疫情，那些病毒感染者从来没有到过中国。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疫情起源和发展问题上的搅浑水的做法都没有多少含金量，中共当局不断变换花样推出这种低技术、低含金量的宣传，其本意不在于让人们相信，而在于转移话题，转移视线；然而，中共当局的这种转移视线的做法恰恰促使人们注意到中共当局、尤其是习近平本人在促成疫情大爆发问题上的责任问题。
胡平说，习近平本人声言他从一开始就对中国的这次疫情防控“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在1月7日就对疫情防控发布了明确的指示，但究竟他发布的是什么指示，中共当局至今秘而不宣，但确确实实从一开始整个事情就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下。这一点的毫无疑问的。
胡平接着说，虽然习近平发布了什么指示官方至今没有公布，但“我们看到，从1月7号到1月20号，武汉卫健委没有发布任何关于疫情的通报。确诊病例一直停留在41这个数字上。但那时候不可能病例没有增长。这就是明显是上边不让说。”
观察家们注意到，在中共当局和习近平本人在掩盖中国疫情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最终祸害全世界的责任问题受到关注、一些国家出现要求中国赔偿的运动之际，中共当局目前在疫情问题上对内对外的宣传的主攻方向依然是转移话题，包括把话题转移向美国。
4月23日星期五，中共当局的宣传喉舌发表报道说：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政府公共卫生部门最新发布的通报显示，早在2月6日当地就有人死于新冠肺炎，这比美国此前公布的首个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早了20多天。...这一通报让人不禁再一次提出疑问：新冠病毒到底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因新冠肺炎死亡的美国人到底有多少？美国为了推卸防疫不力的责任一再试图‘甩锅’给中国，指责中国疫情数据不透明，但实际上它自己怀里揣着的才是一笔实实在在的糊涂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