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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4:13 2024年11月27日 星期三

中国的国际人缘与疫情后欧美对华战略的转变


意大利全国封城第一天后罗马梵蒂冈圣彼得广场空无一人。(2020年3月10日)
意大利全国封城第一天后罗马梵蒂冈圣彼得广场空无一人。(2020年3月10日)

一些欧美观察人士指出,全球疫情的发酵可能正在促使对中国的反感变成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 在决策层面,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欧必须改变对中国的依赖,因为“中国不会按我们的规则行事”,西方国家必须携起手来,找到一种与中国打交道的办法。

疫情后,对中国的反感在欧美有可能变成主流意识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的外交政策顾问斯图尔特·伍德(Stewart Wood)星期二说: “我认为这就是个对中国反感的时刻。至少有这样的风险,在美国和英国,甚至可能在更大范围的西方社会,这种反感有成为主流的风险。”

伍德是在英国智库政策交流主办的一个有关新冠疫情后各国对华政策是否会变化的在线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

美国最新的一份民调也印证了伍德的说法。哈里斯民意调查机构4月3日到5日针对1993名美国人进行的调查显示,90%的共和党人和67%的民主党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疫情负责。只有22%的共和党人和34%的民主党人相信中国公开的疫情数据是准确的。

美国两党的支持者普遍认为,中国是不能信任的。美国政府应该在贸易和整体关系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而不是依赖于中国政府释出诚意和善意。71%的受访者认为,疫情危机过后,美国制造商应该撤离中国。

《华盛顿邮报》4月8日的报道援引哈里斯民意调查机构主任马克·佩恩(Mark Penn)话说,“在当今分裂的世界里,这是难得的共识。中国政府说什么做什么,几乎没人信了,特别是习近平。在这项民调里,习近平的信誉度连特朗普的一半都不到。”

自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以来,全球多处出现了排斥中国人、华裔或是亚裔的案件。

在法国和澳大利亚,有报纸甚至刊登出“新黄祸”、“中国病毒之乱”(注:panda-monium,这个词把大流行病与中国特有的熊猫联系起来 )和“中国孩子呆在家里(别出来)”等标题。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各地执法机构,随着新冠病毒危机的持续加剧,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事件将会增加。

美国一家名为网络危机研究所(Network Contagion Research Institute)的机构上星期发布了一份报告说,研究者发现网络上仇恨和攻击亚洲人或亚裔的情况变得增多,这些情况的发展趋势,与新冠病毒在美国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他们担心这些仇恨的言论正在深入主流。

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亚历克斯·戈登伯格(Alex Goldenberg)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的采访时说:尽管种族主义仇恨言论可能在4chan这样的小型网络社区中开始,但是,一些言论或发言者也会进入主流的社交媒体平台,如Twitter、Instagram和Reddit等。

戈登伯格说:“我们看到,一些仇恨亚洲人的言论正在渗入主流,其结果很可能是暴力。”

疫情后,中国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将进一步加剧

澳大利亚前外长亚历山大·唐纳( Alexander Downer)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国际声望是一次巨大打击。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人不仅是欧美的决策者和精英,更是普通的民众。疫情过后,中国与西方在其他方面的紧张关系会进一步加剧。

他说:“中国的声望, 国际声望,大跌,而由此带来的风险是已经存在的紧张局势,你可能已经听说过这种紧张局势。5G、华为、网络安全、南中国海局势。因冠状病毒危机,这些紧张局势很有可能会加剧,而不是缓解。一旦疫情缓解,到后面追责的阶段,其他国家的老百姓很有可能会指责中国给我们带来了这一切。 ”

中国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早期隐瞒以及对“吹哨”医生的打压都大大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现在,中共为了找回面子在全球各地加强疫情外交宣传攻势,提出“世界感激中国”、“中国体制优越”等一系列观点,更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反感。

中国“战狼”外交官的做法更是推波助澜。4月14日,法国外长勒德里安罕见召见中国大使卢沙野,对中国驻法大使馆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提出抗议。这篇题为“把颠倒的事实再颠倒过来—一名中国驻法使馆外交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文章指出,西方国家的养老院护理人员“集体出逃”,导致老人“成批饿死、病死”。文章还指责,西方新闻媒体忽视了自己国家的失败,同时毫无根据地把病毒传播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此前不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声称病毒可能源自美国军方,引起美国的愤怒,导致特拉普总统在一段时间内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

西方将重新审视对中国供应链和技术的依赖

在欧美的决策圈和精英圈,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与中国“脱钩”,至少做到在战略上不要对中国再有依赖。

英国前任外交大臣威廉·黑格( William Hague)星期二在政策交流的研讨会上说:“我认为,这场危机进一步证明了有必要为西方对华政策建立两个主要支柱。 第一,因为中国不会遵守我们的规则,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许多方面从战略上依赖中国,包括技术。 另一个支柱是,……我们必须在战略上独立于中国,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种与中国合作的方式。”

疫情让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供应链方面的依赖。他们担心,中国对自己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及经济领域有巨大影响且威胁。

面对医疗物资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困境,美国官员和议员,包括特朗普总统本人,已经多次呼吁美国要摆脱对中国医疗设备和物资的依赖,要让供应链,特别是医药供应链回归美国。

2月27日,联邦参议员霍利提出《医疗供应链安全法》,法案赋予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更大的权力,可以要求药品和器械制造商提供采购信息,以保护美国医疗产品供应链免受疫情的冲击。

3月19日,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和迈克‧加拉格尔提出《保护我们药品供应链免受中国侵害法》,希望以此终止美国对中国制药业的依赖。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此前也发表声明说,“冠状病毒暴发清楚表明,我们必须努力解决美国供应链的薄弱环节,并在我国经济的关键领域中克服对中国的依赖。”

英国《卫报》4月12日报道说,英国情报机构表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平息后,英国需要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并考虑是否需要对高科技和其他战略行业实施更严格的控制。

报道称,正在考虑的问题包括英国是否需要限制对数字通信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企业的收购,以及是否应该减少中国学生在英国大学等机构的科研机会。

英国保守党议员,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汤姆·图根哈特(Tom Tugendhat)在《星期天邮报》发表评论说,中国“像传播病毒那样迅速传播不实信息”。 英国在疫情结束后必须重新检讨与中国的关系。 他说,“我们希望尽口中国的产品和他们的专制主义价值体系?还是我们英国与其他自由国家合作,减少我们对专制的依赖?”

欧盟委员会竞争专员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4月13日对《金融时报》表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应当购入欧洲企业的股份,以避免他们危机之中遭中国资本收购。

特朗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说,中国政府对这次疫情的处理让西方更进一步地看出了中国政府的本质。那就是:“这是一个专制的独裁政权,竭尽所能扩大和加强其对权力的垄断。它所做的几乎每件事都是为了防止对党的任何形式的反对,阻止中国人民在如何执政方面有发言权。”

马克马斯特说,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本质不仅决定了它的内政也决定了它的外交,中国政府主要是通过3C 吸纳、胁迫和隐瞒(coopt, coerce and conceal)的方式来胁迫西方和全球的其他国家就范,为中国共产党所用。

他说:“他们用吸纳的方式。用让我们拥有更多进入其市场的机会来吸纳我们,用债务陷阱来吸纳弱小的国家,正如您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所看到的。一旦被吸纳,共产党就用我们的梦想来胁迫我们遵守共产党的政策。让我们帮助他们掩盖他们最贪婪的行为。”

他说,中国对欧洲、美国、对美国的公司都是这样的办法。比如迫使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成员在涉及香港问题的言论上道歉,迫使万豪酒店在涉及台湾的问题上改变做法。

麦克马斯特说,除了在战略上不再依赖外,其实西方还要在未来的关系中加上一条中国与西方是竞争关系。他还建议,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应该找到协调一致的方法来应对中国。

西方在行动,加速与中国的脱钩

与中国脱钩的行动已经在进行。

上星期,在英国首相约翰逊病情最严重的时候,英国议会出面干预,致使中国投资者被迫放弃了控制英国一家高科技公司Imagination Technologies的计划。4月14日,英国议会议员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表示,英国政府应寻求一切办法,以防止Imagination Technologies的技术基地被转移到中国。

上个月,38位保守党议员投了与政府立场相背的票,要求在2023年前把华为从英国5G网络建设中排除出去。

4月7日,日本政府宣布拨款22亿美元,协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或转移至其它国家,以恢复中断的供应链。

4月8日, 有新闻报道,德国联邦内阁决定修改《对外贸易和支付法》,旨在阻止遭受武汉肺炎疫情打击的德国企业被外资趁机收购。该法规将经由德国联邦议会进行表决。外界认为这一法律修订,直接针对的就是中国最近几年在德国越来越多的并购活动。

4月9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电视节目中说,美国政府应该为希望撤离中国的美国企业提供全部的“搬家”费用。

此外,美国司法部于4月9日要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撤销对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的运营授权,禁止其在美国的国际通信服务,因其涉及国家安全。

中国当局也意识到了欧美的这个趋势,中共最近一次政治局会议(4月8日)上提出: 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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