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东吴大学张佛泉人权研究中心周四发布《走过1989-六四天安门事件三十年后》新书，该书集结去年六四3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12篇论文，由不同学者分从不同方面撰写，希望拼凑出当年民主运动的完整面貌和历史意义。
时值六四屠杀31周年，东吴大学希望透过专书的出版，能让六四天安门事件更广为人知，并使这一中国当代史上的大屠杀集体记忆不至在中共大外宣的操控下逐渐被抹去或遗忘。
中国历史学者、该书总策划吴仁华在新书发表会上表示，六四学运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也触发了东欧苏联等共产国家，甚至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变局，其影响力应远甚于百年前仅牵动中国内政的五四学运。
他说：“如果六四当时，中国政府没有采取武力镇压的方式，接受学生(对)新闻自由、逐步民主化的要求的话，那么中国就会按照共产党当时说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步步地完成民主和平转型的过程。那么今天两岸的关系、台湾所面临的一个中国(限制)可能也就不一样。”
推动“六四学”
因此，吴仁华呼吁，各国学术和研究机构应积极推动 “六四学” 的专门研究，并提出三大研究重点：学运、镇压屠杀和六四对国际的影响效应。
他认为，台湾有着中文及处理重大政治史实和转型正义等经验之优势，应最有条件带领研究。不过，他也观察到，台湾学界因与中国各大学有个别的交流合作关系，恐将此中国最敏感的政治忌讳视为禁区而自我受限研究题目。他希望，未来随着美澳等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后，台湾面对中国也不须再委曲求全。
针对六四的转型正义机制，吴仁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第一步要先公布六四的所有真相，包括下令对学生开枪的决策过程等。其次是追究责任，除邓小平、李鹏、杨尚昆三人以外的军警人员责任人名单、如在西长安街六部口路段造成11名学生死亡的坦克车队驾驶等。第三步是给予受害者家属的国家赔偿。
但吴仁华不指望今日中国内部有自发平反六四的契机，因为中共为了捍卫政权，不可能碰触或处理六四问题，除非中国民间的公民社会够强大、中共高层内斗激烈或国际的关注和压力，引发了中国不得不开展民主化。
另外，吴仁华还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六四期间任中共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当时的常委会曾多次开会，原本决定提前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来取消戒严令，并将六四学运认定为爱国运动，唯军队抢先出兵镇压，导致特别会议流产。
六四改变中国 影响世界
这似乎表明当时的习仲勋也是同情六四学生的民主诉求、并强烈反对军队镇压。
针对此段历史，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指出，习仲勋确实反对过邓小平的镇压决策。曾建元曾说，习近平或许跟当年六四的镇压无直接关系，但身为党国领袖，习近平继承了诸多党国遗产，或作为孝子或作为爱国的共产党员，习近平都应积极处理六四以及中国的转型正义问题。然事与愿违，习近平至今在六四态度上并未承袭其父亲之胸怀。
至于六四事件对台湾政局和民主化的外溢效应，曾建元也在新书发表会上分享他的看法。他说，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流血牺牲的中国学生，的确影响到隔年台湾政府处理野百合学运的态度，因为当年掌权的李登辉总统曾在召开的高层会议上特别指示，台湾在处理野百合学运上绝对不能和天安门一样。他除了正面回应学生诉求外，还接见数十名学运代表，此一念之间，也启动了台湾民主化从此大步走，让两岸的政治发展逐年拉开悬殊的差距。
曾建元说，六四学生的牺牲，让台湾的民主化不需要流血，六四对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确实发挥了督促的作用，而当权者的决定让分处两岸的这一代人竟从此有了不一样的命运。
中国政经成就阙如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原地踏步，但经济上则一跃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不过，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22日人大闭幕记者会上坦言，中国还有6亿人口每个月也就赚1000元人民币，可能连在中等城市租房都有困难。这一席话，让人无法不质疑中国经济的水分。
对此，曾建元表示，邓小平让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确使官二代和红二代都先富了起来，但中国的经济成长是建立在对土地、自然资源和人民劳动力几近无法律成本的压榨下。因此，必然富裕、经济也必然成长，但他说，这种中国特色式的经济发展绝非奇迹，尤其中国现在连一个小康社会都称不上，贫富差距也大，对以无产阶级专政理想号召起家的共产党来说，其实是讽刺。共产党在执政70年却还是有庞大的人口活在贫穷线下，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
担任此书主编的东吴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秀端也在发表会上表示，对于中国以现今的经济成长来合理化当年对六四的镇压，让她十分气愤难耐，尤其中国不仅在境内强力抹去对六四的集体记忆，还凭藉着经济实力发动大外宣，试图把六四扭曲为一个“无事件”。而这样的套路和策略竟还在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上一再沿用。所幸，中共的伎俩终究无法得逞，因为总是有人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愿意勇敢地说出血泪真相。黄秀端表示，慑服于这些异议人士的勇气，说到激动处，还一度落泪。
六四一直都在
而新书发表会的出席者中，有一位1989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教的英籍神父雷敦龢(Edmund Ryden)，雷神父现为台北辅仁大学法律系副教授。他回忆，当年六四学运时间，他时时处在极度压力下，且六四的冲击之大就像把利刃，把他的记忆切割为两半。他说，六四前后的人事物，包括当年6月3日在建国门附近、搭陌生工人的脚踏便车回家、隔日自己骑着脚踏车在空荡的北京街头以及在距离天安门广场10多公里的校园大楼外听到的枪声，直到今日都历历在目.但六四后的事，他却常记不住。
雷神父当场朗诵自己的英文诗作，吊念六四届满31周年，诗作最后一段暂译:
“记忆可以笔笔抹去，直到一无所有：你的名、你所处之地，杳然无踪；但事实不曾远离：枪声、回家的路、搭着工人的脚踏车、或是穿梭在空荡无车的北京街头。不，六四，一直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