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疆棉花”和维吾尔人权问题在社交媒体上的持续发酵以及北京在美国社交媒体上不断升级的宣传，美国科技界领袖和专家对硅谷社媒公司提出警告，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就像“飞进充满诱惑的捕蝇草，一旦进入就很难挣脱”，社媒巨头如果“屈从于金钱将让民主社会的信息流通付出巨大代价”。有专家甚至称一些社媒企业已沦为“中共的第五纵队合谋”。
星期二（4月6日）美国风险投资家、贝宝（PayPal）联合创办人也是脸书董事会成员彼得·泰尔（Peter Thiel）在智库尼克松基金会主办的一场网络论坛上谈到了硅谷科技公司与中国的问题。
泰尔：社媒巨头沦为“中共第五纵队合谋”
泰尔认为应该“以敌对的方式看待中国”。他说他与谷歌人工智能团队进行过交流，发现谷歌团队对他们的技术是否被用于新疆的劳动集中营并不关心，也从不过问。“他们一厢情愿地假装一切都很好。。。这些（技术领域）的佼佼者实际上成为中共的第五纵队合谋（CCP fifth columnist collaborators）。” 泰尔说。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量子联盟计划主任赫尔曼(Arthur Herman)表示，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曾在美国产生很大影响，但“中国在操纵信息的方式上越来越老练。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赫尔曼表示，媒体对中共批评声音的过滤“将让我们在未来几年付出巨大代价。” 他指出最近关于中国的三大故事：新疆、香港以及新冠疫情，在一些美国主流媒体上的报道很少。“我认为他们不是缺乏好奇心，而是知道如果对这些问题刨根究底会减少他们的商业广告收入”。“媒体责无旁贷，如果你滥用自己的权力，由于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关系而压制、减少对中国不利的报道，我们将在未来的几年中付出代价。” 赫尔曼说。
赫尔曼认为媒体与中国的生意往来就像捕蝇草，“看起来很具诱惑，市场很大且有很多参与机会，可一旦进去就很难挣脱。对于媒体公司尤其如此。”赫尔曼说，想象一下，如果当年冷战期间，美国媒体和苏联或其企业有广泛的财务往来，那么美国将很难获得有关苏联的真实信息。
北京宣传升级，脸书员工抵制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官媒央视下属的环球电视网CGTN在脸书上拥有超过1.15亿粉丝，粉丝量位居世界第四，超过了可口可乐和流行歌手蕾哈娜。尽管美国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受到封锁，但北京却成为该平台的主要使用者，通过广告将其政治叙事传播给海外数亿人。
从宣传新疆的田园生活和舞蹈，到对西方产品的抵制视频，中国政府一直在使用不同的方式来抵制如H＆M和Nike等零售品牌，来报复西方对于其新疆人权问题的批评。这些品牌对新疆的强迫劳动表示担忧，并停止使用该地区生产的棉花，却很快发现他们输掉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有脸书员工在内部留言和讨论中对该公司正被用作国家宣传的渠道表示担忧，他们反对公司允许北京在其平台上进行“快乐维吾尔人”的宣传，展示维吾尔人在新疆地区“蓬勃发展”的赞助帖子。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脸书管理层正在观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如何应对新疆局势。联合国本周呼吁与新疆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对其业务进行“深入的人权尽职调查”。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国际网络政策中心上月就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宣传发布了详细调查报告，指出自2020年初以来，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利用美国社交媒体网络来推动其政治叙事和关于新疆的虚假信息数量急剧增加。
报告同时指出北京常见的做法，中国政府利用一系列隐秘和公开的账号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政治叙事，包括其外交官的推文，官媒的社交媒体账号，支持北京的有影响力人士等互动来放大误导性的叙述并散布虚假信息。
今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庄荣文强调“不论什么性质的平台，不论什么传播形式，都要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放在首要位置。”
社交媒体与政策制定者应共同应对北京
面对北京的威胁和各界的质疑批评，一些硅谷社媒公司今年初采取了在技术上的防御措施。彭博社报道，谷歌和脸书本周宣布出资建造一条连接美国和新加坡的新型跨太平洋海底光缆，以绕开传统的经过南中国海的线路，旨在用这种新方法警惕和远离中国。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德加德(Liselotte Odgaard)呼吁用更广泛的国际眼光来看美国社交媒体巨头的行为。她认为虚假信息应是广义的，“不仅包括中国的，还包括推动虚假信息的高手俄罗斯。”而其在人权问题上的危害也是广泛的，它将破坏自由世界秩序，奥德加德说。
奥德加德表示，欧洲一直在推动美国科技巨头对包括中国宣传在内的虚假信息传播做出更多回应，例如自愿共享信息，用户可以标记虚假信息活动并发出警报。欧洲建议采用更严格的多种方法，包括对内容监管者进行更新且足够的培训，以及对自动化内容进行人权影响评估，提高对用户追踪和配置的透明度，以及禁止用户在没有内容的情况下跨设备和服务迁移数据。
奥德加德表示，部分监管措施美国科技公司不愿意做，因为这将影响他们的算法系统，进而影响他们的数据治理及其在市场的主导地位。从企业盈利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他们想要的。
此外，专家们认为也应从立法上着手应对北京的宣传。
牛津互联网研究所研究员、牛津大学高级讲师布兰克 (Grant Blank)指出，美国社交媒体有较低的准入门槛和强大影响力，“它简单又便宜，人们可以在社媒平台上做许多事，即便小型组织也能发挥巨大影响。。。因为社媒可以轻易吸引大量人士，所以你面临各种不同程度的责任问题”。
布兰克指出，美国《通信规范法》中的230条款长时间来为社交媒体提供了保护，让他们无需对用户在平台上发表的言论负责。
哈德逊研究所的赫尔曼表示，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越来越多人认为，是时候唤醒社媒公司了。“是时候唤醒社媒公司，挑战230条款。。。让他们负起责任。。。否则他们连对外国政府的虚假宣传也无需负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