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的独立监督委员会尚未对是否恢复特朗普的账号作出决定，而推特已经决定永久封禁特朗普的账号。三周前，推特表示将推出Birdwatch新功能，允许用户对误导性信息进行审核，目前正在试用阶段。
在华盛顿，国会两党也都提出废除“230条款”，停止保护社媒平台对用户言论免责。在社交媒体时代，如何保护言论自由，如何应对误导性信息？
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被特朗普支持者闯入后，社交媒体公司推特宣布“永久封禁”特朗普。推特封杀特朗普的决定引起了有关言论自由、内容监管等问题的讨论。
我们邀请三位嘉宾，奈特第一修正案研究所律师凯蒂·法洛，乔治·华盛顿大学物理学教授尼尔·约翰逊，迈阿密大学法学院教授玛丽·安·弗兰克斯，一同讨论社交媒体时代的言论自由。
法洛专注研究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与媒体自由问题。2017年7月，在“奈特研究所诉特朗普”一案中，法洛提出，前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屏蔽某些用户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2018年5月，纽约曼哈顿联邦法官宣布奈特研究所胜诉。
约翰逊用物理学理论解释人类社会行为，针对遏制网络仇恨提出建议，曾提出单一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监管会使仇恨言论以更隐蔽的方式聚集，最终造成全球范围的仇恨言论泛滥的“黑池”。
弗兰克是迈阿密大学法学院教授，民权与科技问题领域专家，非营利组织“网络民权倡议”主席，著有《宪法邪教：我们对枪支与自由言论的致命忠诚》。
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被特朗普支持者闯入后，社交媒体公司推特宣布“永久封禁”特朗普。特朗普四年里发出36,000多条推特，拥有8,800万关注者，他曾在推特上公布政策、开除官员，也直白地表达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个人喜恶。推特封杀特朗普引起了有关言论自由、内容监管等问题的讨论。
哥伦比亚大学的法洛说：“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从法律上讲，按照美国宪法，推特封杀特朗普不违反第一修正案。我认为推特一开始采取折中的措施是正确的，没有把推文撤下来，但进行标注，提供其他信息，因为（特朗普的）一些推文是违反推特的规定，推特禁止有关选举和选举过程的错误信息。至于封杀是不是一个好主意，我认为推特的做法可以说得通，决定是合理的，考虑到1月6号在国会山发生的不寻常的事件。”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约翰逊说：“我认为，作为个人不应该被封杀或审查，用（推特）这种方式，除非他们做了绝对无法容忍的事情，而且没有别人在平台上这样做。因为如果你挑选一些人来封杀，而不封杀其他人，就有问题了。要么就清除所有说这些事情的人，那样的话，为什么还要有平台呢？所以很遗憾，你要放开这些事。”
保守派指责社交媒体平台对其用户和言论进行筛选和封杀，压制言论自由；进步派认为社交媒体对激进、误导言论过于宽容，未能及时有效进行阻止。左右两派都将矛头指向1996年《通信规范法》中的第230条，即规定社交媒体对其用户言论免责的“230条款”。是否应该改革或废除 “230条款”？
迈阿密大学的弗兰克说：“目前有关‘230条款’的问题是，至少法庭是这样解读的，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后果，为了增加用户参与度，为了盈利，不用考虑法律责任和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这非同寻常，因为我们通常会认为，比如在一个实体的商家，一家报纸或任何一个非网络的媒介，都要负责任，对于那些可预见的伤害，商家又可以轻易采取行动的。现在我们需要转变科技公司的豁免权，让他们像其他的线下商家（负责人），去考虑去预判鲁莽行为可能带来的危害和伤害。”
哥伦比亚大学的法洛说：“我认为如果尝试（将监管）变成联邦法律，那几乎一定会被最高法院驳回。因为长期以来的观点是，像脸书和推特这样的公司有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权利，可以决定他们想或者不想承载什么样的言论，所以脸书可以说，政府不能要求我们保留用户，如果我们认为他们违反了公司规则的话，因为我们不想承载他们的言论。我认为他们（在这个案例中）可能会赢，我也认为让政府介入监管是不好的，也很难想象政府如何实施规则，告诉企业你可以封杀哪些，不可以封杀哪些，看起来会很混乱。”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约翰逊说：“我不认为人们希望政府介入管这件事，因为，即使政府做得好，也很自然地会有反对，说这是政府管制。我认为社交媒体没有指正用户的责任，不应该像新闻媒体一样做事，社交媒体提供空间，人们可以聚集在一个虚拟世界，交谈、联络，有关他们的兴趣，或者买卖商品。有一个有意义的讨论，（社交媒体）能如何调整算法，给用户更平衡的观点？但问题是，那几乎是要求社交媒体公司，一家营利企业，去要求他们做社会工程师。我认为更多的讨论是，我们的平台应该如何交流？前提是社交媒体上有社群，他们鼓励组成团体，这是他们的生意。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网络上有重要的社群，要如何应对这个事实？进行交流的规则是什么？不是法律层面的，而是社会层面的。”
即便是在对社交媒体责任与权利讨论如此激烈的今天，政府对通过立法来监管言论仍然慎之又慎，为何社交媒体平台对内容监管也如此谨慎？社媒平台监管用户言论会带来哪些风险？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约翰逊说：“当然会有后果，就好像你限制一个人在某条路上开车的速度，那还有别的路，他们会去别的路，他们会找到其他方法，他们不会突然就认为，哦你是对的，我不应该说那些，我应该停下来。很不幸，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类比是你的院子受到虫子的侵扰，解决方法不是去治理社区里最大的院子，因为虫子会到旁边的院子，再到下一个院子。这样你只是把一个平台上的问题推到另一个平台。”
哥伦比亚大学的法洛说：“在特朗普的例子中，即使在他的账号被封锁的时候，他仍然有能力传达他的信息，他（当时）是美国总统，他能得到很多来自媒体的关注，他有平台，我更担心的是不那么有权利的人的言论自由，那些被封杀之后，没有其他方法表达自己的人。”
迈阿密大学的弗兰克说：“任何人说平台需要平衡两边的立场，或者某些话题，或者平台需要增强某些言论，即使平台不愿这么做，那也是违反第一修正案原则的，因为这些公司是私营企业，有他们自己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包括不表达观点的权利，不承载某类内容的权利，以及不让自己的产品被不当使用的权利。我们要忽略和反对这些观点，那些提倡压制言论，或者政府直接控制言论的观点，我们需要拒绝这样的观点。”
美国国会大厦被闯入事件余波未平，给美国社会带来的震荡发人深省。社交网络平台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政府、企业、社会要如何保护言论自由，同时避免错误信息、煽动性言论带来的伤害？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约翰逊说：“我认为更重要的，也是更困难的是，去观察这些社群，不只是谁在说话，还要看谁有一样的观点。说话的人、发推特的人可能是最有名的，可能是最受人注意的，但那是一个社群，这个社群就像院子里的虫子，你不会让除虫公司把虫子一个一个除掉，你需要知道他们在哪里筑巢，如何进入院子的。为什么他们来你的院子而不是邻居的院子？你的院子有什么特别？ 需要了解社群里发生了什么，他们如何交流？他们在问哪些问题？他们都说什么？他们和谁联系？目的不是清除这些人，而是去了解他们为什么在这里。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可以想到线下的社区团体介入，对他们关注的线上社群进行现实中的和网络上的调解。”
哥伦比亚大学的法洛说：“我受到鼓舞，一些私营公司采取了行动，尝试实施一些政策和规则，向用户解释他们的规则，尝试建立一个体系，像准司法论坛一样运作，评估一个特定的账户是否应该被保留。比如脸书建立了“监督委员会”，如果平台决定封杀账户，或者对一个账户采取负面的行动，这个事件可以告知委员会，委员会可以进行重审，委员会成员在言论方面有很多专业知识，很国际化。我认为另一个方法是鼓励多样化，鼓励更多社交媒体平台，比如可以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平台，当然技术上的扩展不容易，但是可行的，我认为那会有帮助。”
迈阿密大学的弗兰克说：“即使那些对平台采取监管措施感到满意的人，也应该担心，（监管）是完全依这些公司当时的感受而定的，公司随时可以撤回或者改变，如果我们担心社交媒体平台继续存在暴力和混乱言论，就需要真正的立法改革，建立一个长久的架构，长久的激励措施，让企业做对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