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密西根州一个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教师在被解雇后以歧视残疾人为由把校方告上联邦法庭。但是，校方以“神职人员例外原则”提出反起诉。下面，我们就来介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庭审情况并请专家分析这个案子的重要性。
*谢莉尔一案诉讼双方的法律依据*
谢莉尔·佩里奇是密西根州雷德福德市“和散那-塔布尔路德教会”附属小学一位“被委任的神职人员”。2004年，校方在得知谢莉尔患有一种罕见的嗜睡病后提出希望她自愿辞职，在遭到拒绝后，校方解雇了她。之后，谢莉尔在联邦机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帮助下，根据《美国残疾人法》到联邦法院起诉了这个教会。
这个案子经上诉到达联邦最高法院后，美国司法部出面为“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和谢莉尔提供了法律辩护。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伊拉·鲁普介绍了这一方在法庭上提出的法律依据。
他说：“政府称，谢莉尔既不是神职人员，也不是牧师，她的教学只有一小部分涉及宗教内容，因此，校方没有权利无视法律随意聘用或解雇。另外，即使是联邦雇员也应该有举报工作场所不当行为的权利。在这个案子中，谢莉尔对校方在她患病后的做法进行了举报。政府的立场是，教会学校或敬拜场所不能因雇员举报可能的不当行为就解雇他，因为允许这样的举报非常重要。”
但是，教会学校一方根据“神职人员例外原则”反驳说，对于某类雇员，例如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师、犹太教拉比、伊斯兰教伊玛姆等宗教机构的发言人来说，通常保护雇员的法律不适用于这些人，这些机构应该免于联邦反歧视诉讼。
鲁普说：“校方律师提出：我们决定聘用或解雇什么人，是在行使宪法给予我们的信教权。如果让政府替我们决定是否有合理的理由解雇某位教师，这就等于是允许政府确立某一宗教。我们认为，我们有合理的理由解雇谢莉尔，因为她有意使这个争议引起公众的注意，而我们的宗教信念是，这类诉讼应该在内部，而不是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
*联邦最高法院庭审的情况*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1年10月5日就这个案子举行听审。从大法官们在庭审中的提问来看，他们对政府一方提供的法律依据提出了很多疑问。由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卡根问美国副司法部长助理里昂德拉·克鲁格，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提供的宗教保护，她是否认为教会有权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聘用和解雇雇员，克鲁格的回答令包括卡根在内的一些大法官感到吃惊。
克鲁格表示，他们是根据第一修正案的结社自由条款，而不是信教自由条款和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作为法律依据。罗伯茨首席大法官问克鲁格，政府是否考虑当事人是一个宗教组织的一部分的这一事实有何特殊之处时，克鲁格回答说，没有。她指出，无论是宗教组织，还是劳工组织，或是其他个人团体，都没有任何区别。对此，斯卡利亚大法官几次惊叹“不可思议”，他说，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信教自由条款和不得确立国教条款，而你却说这些条款没有特别适用之处？
当布莱耶大法官问到政府如何区分谢莉尔起诉教会学校一案与一位女性因罗马天主教会只允许男性担任神父而有可能提出的性别歧视诉讼时，克鲁格回答说，罗马天主教会挑选神父是根据植根于其宗教教义的性别角色，因此，政府消除工作场所歧视性行为的一般利益根本不足以作为改变天主教会选择神职人员的作法的理由。克鲁格补充说，谢莉尔一案所涉及的利益则非常不同，因为政府有令人信服和充分的理由确保公民个人在向政府举报非法行为的信息方面不受拦阻。
*谢莉尔一案的重要性*
一些专家预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在明年6月左右作出最后判决。虽然这个判决不涉及案子的实体，也就是法律事实本身，而只涉及谢莉尔作为教会雇员是否有权对教会提出起诉的问题。但是，由于这是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就下级法院在以往判决中所确立的“神职人员例外原则”进行审议，因此，这个案子的判决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斯坦福大学宪法中心主任迈克尔·麦克康纳尔教授指出，宗教自由和包括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在内的新闻媒体有发表言论并批评政府的自由同样重要，因为宗教自由不仅涉及个人敬拜和良心层面的问题，也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
麦克康纳尔进一步分析了谢莉尔一案的重要性：“教会机构也应该独立于政府之外，自由发表其观点，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在美国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如果在挑选神职人员方面由政府来设定标准，决定哪些作法构成了歧视，这就会导致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例如如果政府决定说，教会不能把女性排除在神职人员之外，这就等于是赞同把女权主义思想强加于所有宗教。这和人们的宗教生活与政府分开的美国传统完全格格不入。”
当然，也有一些专家支持政府一方的观点。 他们在作为非诉讼方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的法庭之友理由书中指出，在美国，宗教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宗教机构不能随心所欲地歧视或报复其雇员，在这个案子中，有充分证据表明，谢莉尔是在有残疾并行使自己法律权利的情况下被解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