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观察组织”健康与人权部主任约瑟夫.阿蒙（Joseph Amon）在美国之音的专访里，介绍了上周刚发表的“我的孩子中毒了：中国四省公众健康危机”报告内容。在第二部分的报导中，则分享他在协助防治中国污染问题上的所见所闻。
约瑟夫.阿蒙向美国之音表示，铅毒问题包括环保跟人权两项元素，中国政府若仅当作环保议题处理，将无法根治污染问题：“我认为这同时是环保议题也是人权议题。在中国，对于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的打压，阻碍了对这问题的有效率因应。如果你不允许记者自由地报导这个议题，如果当小孩生病的时候，你不允许父母出声并且寻找协助，那么你对这样严重问题的反应，就会慢半拍。”
*记者与环保人士处境艰难*
阿蒙说，媒体的确被允许报导铅毒事件，但记者却还是受到骚扰：“当然在报纸上，包括中国国营媒体，一直持续有铅毒报导。不过就算有这些报导，并不代表实际上记者与铅毒社区接触时，毫无阻碍，而当他们试图报导时，也经常被骚扰。”
阿蒙说，除了受到刻意阻扰，也有些例子是由于铅毒村地处偏远，记者难以进入报导。他建议，不管是中外媒体，除了以环保角度报导，也要追踪长期健康危害的影响、中国政府在解决毒害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等等。
而即使是环保专业人士，也发现自己身处危境当中。阿蒙对美国之音说出他的观察：“环保人士，就像其他的维权人士一样，同样面临受到非常压抑的人权环境，任何一种发声，都被粗暴对待。当然，过去环保人士比起推动民主的人士，享有较多空间，但我们也发现，他们被小心的监视，警察会上门来，威胁他们不准说话，有些人还被拘禁。”
阿蒙怀疑，好几位他认识的环保人士，可能已经“被失踪”：“这些人都是对社区热心付出的人，而现在他们却失踪了，我们很关心，也很担心，希望他们一切平安。但是（在中国）实在很难找人，他们的电话没人接听，周围的人都没有听说他们的行踪，而中国政府也不会告诉你，他们拘禁了哪些人，以及他们被关在哪里。”
阿蒙说，中国境内有许多“体制内环保学者”，他们与官方关系较好，也在环保事业上尽力。但是在社区层级、民间当中，默默做着“体制内学者”没做到的事情的那些环保人士，却会受到骚扰。
*铅毒儿家长，四处碰壁，走投无路*
阿蒙指出，铅毒十分难测，政府也不协助，家长只好自求多福：“很难测出，因为铅中毒是慢性的，家长只看到孩子突然生病，发高烧、疲累、吃不下饭、消瘦，在学校成绩突然变差。目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应付，政府忽视这个问题。我想这导致了人们了解，他们必须发出声音，必须要求改变。”
而当父母发现小孩身染铅毒，想要讨个公道时，往往受到阻扰，阿蒙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看到过家长在工厂外面抗议，却遭遇到警察，被骚扰、被威胁，还被拘禁。还看过家长带着小孩，登上巴士，要到隔壁城镇检验血液当中铅的浓度，车被阻挡下来，勒令回头，并且拒绝让他们接受医疗。”
阿蒙提到今年5月在浙江，因为有600多人中了铅毒，但因对政府赔偿不满，有1000多人准备到杭州请愿，结果不仅官员直接拿现金到家中安抚，防暴警察并阻扰准备登车前往请愿的人。阿蒙认为拿钱安抚仅是暂时，但铅毒对孩子的影响是终身的，铅毒患者需要的是长期的治疗，如果因此无法工作，也需要照顾他们的家人。
*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阿蒙呼吁，许多国家都经历过铅毒问题，所以中国方面不要一看到与铅毒相关的议题，就认定是西方国家故意打击中国。他说：“铅的问题不是中国才有。中国的确面临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但西方长久以来就一直在处理铅。在美国，花费了很长时间才从石油当中、从漆当中，去除掉铅，而这使得儿童血液当中铅浓度得以大幅度降低。其他国家也处理过相同问题，我想这些都是中国可以学习的例子。如果中国不愿学习，则世世代代的中国儿童将身染铅毒。”
阿蒙指出，尤其中国目前正在世界各地大量投资设厂，如果不在国内将问题解决，设定标准，这些海外的工厂也将延续国内工厂的问题，则铅毒问题将进一步扩大到其他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