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政策2010年回眸

过去一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出现的变化极为引人注目。中国在政治、经济与军事各个国际领域展现出日益咄咄逼人的势态令不少观察人士惊愕不解，也给中国周边诸多国家造成极大的心理冲击，因而纷纷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蜕变做应变准备。

*韬光养晦*

长期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出头，不称霸”。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的外交政策普遍被视为是在执行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和平发展”的温和、稳健的路线。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崔大伟(David Zweig)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被证明是一条成功的外交政策，它保证了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十年间，与美国、日本和周边邻国保持相对平稳的关系，尽管中国与这些国家有着这样、那样的争议与分歧。

*日趋强硬*

然而在过去一年里，很多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变得越来越强硬，外交政策开始不连贯。从2月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与美国的尖锐对立，到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摩擦，从中国与日本为钓鱼岛爆发的争吵步步升级，到北韩攻击韩国时中国站在国际社会的对立面，从中国频频展示现代化军力、解放军高官在电视上大谈外交政策，到中国粗暴干预世界其他国家参加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

中国做出的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强硬举动不仅吓着了周边国家、西方世界与大部分观察人士，也惊着了中国国内的专家，如北大、人大和社科院的教授和研究员。这些中国的外交政策分析专家几乎一致对崔大伟表示，他们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姿态，以及在亚洲地区引起的问题感到惊愕。

*幼稚思维*

崔大伟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中国过去一年来的强硬表现也许是因为，在经济力量强大后，中国政府不知道如何运用刚刚获得的新力量，就像一个少年刚刚成年，突然发现自己有力量打败一直看着不顺眼的邻居，他宁可表现得粗暴强硬，也不愿意再跟邻里平静相处了。

崔大伟说：“我不愿意说，中国领导人不成熟，可是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确实不够成熟。他们看起来不太确定怎么去使用他们的力量来赢得影响力，这令人紧张不安。”

*政策调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长期关注中国外交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说，其实中国对邓小平确定的“韬光养晦”外交原则并没有进行重大修改，只是在实际操作上有所调整，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存在，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中国实力相对上升的情况下。

陈刚说：“因为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扩展，而且加上在全球利益的增强，所以它原来是一个地区性大国，现在要更多考虑在全球利益的部署上。我总体感觉是中国外交朝着全球化，朝着从低调外交向高调外交发展的方向走。”

*远交近攻*

中国的周边国家不仅感觉到中国外交的发展方向，而且开始采取对应措施。在过去一年里，美韩、美日频频举行联合军演和三边会谈，日本和印度加强经济伙伴关系，东盟国家也向美国摇动橄榄枝。

崔大伟教授11月份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讲述中国的学者向他说明东盟与中国关系的现状。这些学者说，东盟成员国领导人对中国代表很客气，可是只要中国代表一离席，他们就很快转向美国，要求美国继续参与东南亚地区的事务，请美国罩着他们，制衡中国。

*惊弓之鸟*

陈刚说，中国的崛起引起周边国家的担忧与不安是不可避免，“中国威胁论”正是在中国的周边开始形成的。他说，中国的邻国对历史记忆犹新，从中日战争到中国文革时期曾经由于极左思潮，干涉过东南亚国家的内部事务，支持过一些国家的左派力量。当中国崛起后，他们看到旧有的势力均衡被打破，必然会感到惶恐不安。

与此同时，陈刚认为，中国的邻国对中国的担忧是多方面的，他们对红色中国的意识形态怀有恐惧，也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感到担心。

“尤其是民族情绪被海外的媒体不断曝光，海外可能对于中国的民族情绪不能有一个正确的把握，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担忧。”

*大国风范*

如何把握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将极大考验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智慧与能力。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10月份他在《联合早报》上发表的文章讨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时谈到中国国内民族主义对于外交政策的制定所产生的影响。他说，中国社会一些人缺乏理性，民族主义处以情绪化层面，往往使得国家很难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郑永年把目前中国的外交格局定位为“大国小外交”。他说，中国要想实现“大国大外交”，需要若干条件，其中包括：更多的理性、更多的自信，更多的国际责任感和更高的国际观。他说，中国不仅要追求自身利益，也要对整个世界体系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