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头号财经新闻和传媒集团Network 18的创始人拉格夫·巴尔因为将美国媒体CNBC和CNN等电视节目成功引入印度而被称为“印度的鲁伯特·默多克”。记者出身的巴尔长期关注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发展轨迹，并在最近出版了新书《超级大国：印度和中国的龟兔赛跑》。
问:巴尔先生，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您的书文笔风趣、信息翔实。阅读这本书是一种愉快的经历。
答:谢谢你。
问:你在书中多次谈到中印两国经济的结构性差异。这些差异如何影响两国未来的增长轨迹?
答:两国其实都应该做对方已经在做的事。印度必须加大投资总量，并提升投资占GDP的比重。尽管印度投资有相当规模，储蓄已经占到GDP的35%到36%，但印度必须提高投资占比。而中国的投资占GDP将近一半。中国则需要降低投资比重，提升消费。所以，有趣的是，两国经济有点象是镜子中反射的影像，他们需要做对方在做的事情。当然，印度不能，也不应该把自己的消费降低到中国的水平，因此也不能把投资提高到中国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方的结构调整都要温和地进行。但是简单地说，中国需要更多消费，印度需要更多投资。
问: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减速后，在过去两年里，中国已经采取多种措施，试图刺激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您认为这些措施是否有效，中国还需要做什么?
答:中国的情况非常有趣。消费增长非常快。如果你绝对地看，把消费当做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来看的话，消费现在年增长速度在17%到18%左右，这是很快的增长率。但更有趣的是，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却没有增长。
问:可是中国GDP的总量增长更快。
答:这是因为中国投资太多。所以投资的比重在上升，GDP总量在上升，消费作为独立部分也在增长，但GDP占比却没有上升。这样就造成了经济失衡。这种失衡可能会导致一些产能过剩和坏帐。这是中国经济结构比较独特的一点。至于中国为了提高消费比重，而不仅仅是增加消费总量可能采取的措施，我想中国政府很清楚需要进行哪些改革，但一些基本的改革措施拖延的时间超出了预期。比如说户口制度。这方面的改革将有助于劳动人口和他们的家庭的迁徙，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而带动消费。中国政府谈论这方面的改革已经有一段时间，但动作有限。再比如说，过度优惠制造业的用户收费政策。还有过低的利率。一些进口产品的定价体系使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占有更大优势。中国需要在这些方面作出调整，使服务业增长更快，从而带动消费。国家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网络，让他们更有信心，把存在银行里的4万亿美元家庭储蓄拿出一部分用于消费。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这些，但我认为调整的步伐可能没有人们希望看到的那么快。最后一点，人民币汇率问题。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话，将明显带动国内消费。
问:相信您已经注意到汇率在美国也是个热门话题。谈到美国，过去一年，很多美国商界领袖表示，他们担心中国执行了30年的开放政策，以及通过廉价劳动力、廉价资金、廉价土地、以及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外资的做法出现逆转。他们担心，中国开放的国门开始慢慢关闭。印度商界是否也有这样的观察和担忧？与之相关的，印度商界是否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机会，促使更多的国外投资者进入印度?
答:我还是要谈一下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问题。如果这些结构失衡得以缓解的话，比如中国提升人民币汇率，提高国内工资水平，提升利率，这些措施显然会提振国内消费，减少对制造业的依赖。果真如此的话，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中损失的那部分，很可能会从扩大的消费基础中弥补回来。所以，这可能不是一种很大的担心，甚至是值得欢迎的迹象。至于印度，印度的吸引外资政策一直比中国更具有限制性。现在显然是印度的机会。印度需要放松一些对外资的限制措施，尤其是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提升吸引外资的能力。印度有很好的消费基础和服务业基础。但是印度显然需要更多制造业。为此，印度需要增加在电力、港口、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吸收能力。这是印度的挑战。如果一些原先计划流入中国的外资因为中国致力于开发国内消费而必须转移到其他地方的话，那么印度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但印度政府首先需要改变自己的政策，其次需要提升本国经济吸收外资的能力。
问:您是否认为，民主是确保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答:我们很容易说答案是肯定的，对不对？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其他地方，就会发现财富几乎总是在民主体制下实现繁荣。中国很可能是唯一一个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例外。前苏联也是个例子，但最终没能持续。今天，中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表明尽管中国不是民主体制，但仍然可以实现高速增长。问题是，以后的路怎么走？因为经济失衡和随之而来的压力会继续积累。如果看一下世界历史，我认为中国社会可能必须经历更多民主化，其程度要超过已经作出的改变。中国的民主模式是否会和西方民主模式如出一辙，这个问题现在没有答案。因为中国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国不会照搬西方。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和西方相比，中国需要的可能是不同程度的，或者说不同体制的民主。总之，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尚无定论。
问:过去两年里，中国经济在摆脱经济下行的负面影响方面似乎非常成功。中国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也为这种判断提供了支持。中国的刺激计划高度倚重投资。这和中国政府在前几次地区经济危机和全球下行中采取的措施非常相似。您是否认为中国过去两年的经济措施是一种成功的经验？您是否担心庞大投资可能产生的产能过剩等负面后果？
答:很清楚的是，中国政府的刺激计划确保了工厂持续运转。同样清楚的是，刺激计划也向中国经济注入了大量信贷。如果我记得清楚，2009年前9个月的信贷总量几乎达到GDP的四分之一。一万亿美元信贷是个庞大的数字。我们现在还无法判断这些贷款中有多少会变成坏帐，因为这些信贷注入刚刚发生不到一年。所以，中国的经济数据现在看起来都不错。但是，坏帐有一个滞后期。美国的经历也是这样，次贷危机在酝酿期间，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创记录增长。但次贷风暴后，情况急转直下。这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风险，中国复苏建立在大规模的信贷、债务、以及政府开支基础之上。如果其中的一些投资项目缺乏经济合理性，如果支撑这些项目的贷款变成垃圾资产的话，尽管这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但中国将面临严峻考验。我们很可能要再等至少两三年，才能知道问题的答案。
问:您在书里谈到另外一个有趣现象，尽管谈得相对简要。书中提及美国商界现在有一些极具影响力的企业家生于印度、长于印度、并在印度接受基础教育。比如花旗银行首席执行官潘伟迪(Vikram Pandit)。您同时指出，来自中国的企业家还没有在美国商界取得这样的成功。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答:我在书里谈到，印度在美国拥有一种强大的“软实力”。而这群人是这种软实力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印度长大成人，但在美国打造了自己的事业。在中国，这种现象还没有出现。来自中国，熟练使用英语、在美国学习后进入商界开始职场生涯的企业家还没有取得这样高的位置。我的意思是说，我确信中国人会达到同样的高度，但可能要晚一代人。所以在这方面，印度领先了一步。这产生了很大的软实力。你很难具体说，掌管花旗银行的潘伟迪、百事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德拉·努伊、或者资深记者和意见领袖法利德·扎卡里亚会给印度带来哪些具体的利益。但事实上，这些人创造了一种软性的影响力。这种力量无疑会使印度和美国的双边关系获益。
问:奥巴马总统即将访问印度。在经济问题上，你希望访问收获哪些成果?
答:美国希望印度采取更加开放的投资政策。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向。如果印度完成这方面的改革，比如开放零售市场、农业等领域的话，我认为这有利于印度经济。在印度方面，我们希望看到对于向印度承包业务的限制，还有对于印度产品和服务进入美国的限制能够取消。所以，双方都希望看到更加开放的投资政策，对人员、货物、服务、以及资本的流动更为欢迎的态度，而不是设立人为障碍。
问:谈到这些问题，就不能不谈一下印度和美国签署某种正式贸易关系协议，甚至是自由贸易协议的可能。在华盛顿，很多商界人士认为，印度积极致力于和韩国等其他亚洲国家商谈签署自贸协议的努力值得关注。您认为，印美两国近期达成某种商贸协议的可能有多大？即使不达成自贸协议，两国是否会敲定某种可能催生自贸协议的基本共识?
答:我认同“可能催生自贸协议的基本共识”这种说法。在目前，我认为印度和美国签署自贸协议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现实。印度出于自身利益，现在致力于开发和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这是印度应该做的。我的理解是，印度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自由贸易协议的轮廓已经开始显现。印度同时希望拓展和东盟的关系。印度同时也希望美国在东盟通过东亚峰会等渠道发挥更多作用。印度应该首先立足于和亚洲其它国家发展关系，因为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太大。印度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现在还不成熟。但是，两国在双向投资上采取更为开放的姿态、还有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尤其在核能问题上签署更多协议或取得进展的可能，或许会为双方有朝一日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打下基础。
问: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巴尔先生。
答: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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