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展扶贫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在中央各部门设立扶贫办，并把官员下放到贫困地区，进行对口支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李军就曾被派到陕西省彬县担任副县长，主管扶贫工作。
*从日本东京到陕西彬县*
李军是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当外交官三年后奉调回国不久，被派到彬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和副县长的。从现代化都市东京到陕西的贫困县， 反差之大可想而知。
他说：“高原地区沟沟壑壑可多了，我在那高原上一站，中间那沟就是把一个县切成六等份，所以交通是个大问题。开始去，洗澡没有。再一个，他喝窖水，我还不适应。它就是雨水积下来的，结果把我老喝拉肚子。”
*“三门”干部下基层*
李军生于1959年，“文革”后期赶上知青插队的尾巴，下乡不到一年就参加高考，进入吉林大学日文专业学习。毕业后，教书一年，又考上研究生。再往后就进中央机关当了干部。用李军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所谓“三门”干部。
中国虽然有农村党支书出身的习近平、李克强等领导人，但是在高中层官员中，越来越多的却是李军这样的“三门”干部。扶贫工作的开展，为这些长期生活在优越条件中的官员提供了了解基层、体恤百姓、把握国情的机会。
李军主要负责四项工作：盖学校、修道路、通水电、为农户致富出谋划策。许多东西需要从头学起，比如，如何检查学校建筑质量等。为此，他向行家里手学了几招。
李军说：“砌上两天，你从那个墙上可以挖出来一块儿， 拿手这么蹭，如果马上就散开了，那它的水泥的标号就没达到。再一个就是钢筋，就拿一个卷尺量直径， 直径它不够，就不行。”
*中联部的扶贫优势*
中国扶贫的方法是，先制定贫困标准，再确定贫困地区，然后由东部发达省市援助西部贫穷县乡。1995年，中央机关和国务院部委开始全方位参与扶贫，中联部包了彬县。
在最近举行的亚洲政党扶贫专题会议期间，李军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介绍了他90年代末参加扶贫的经历和体会。
李军说，中联部希望利用自己的优势和长项：“一个是职工捐款，再一个就(是)利用中联部和外国打交道，把国际社会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一些政党捐款，呼吁他们也捐款，在那儿做一些项目。”
中联部的另外一个优势是，部内官员长期从事对外工作，视野比较开阔。现在大家都知道，孟加拉国有一个人由于搞小额贷款而获得诺贝尔奖。其实，在此之前，李军就看过相关材料，并把这一经验运用到扶贫工作中来。
他说：“我在那儿搞了一个小额贷款， 就是一千元一笔，然后给他出主意， 你比如说，买羊、养羊，买鸡、养鸡。在那儿的时候，我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钱，在农村，最起码在我们这个西北地区，你给男的不行， 你比如说，给这个丈夫，他把这钱就胡花了，他拿它出去吃了。”
*解决零花钱问题*
李军通过妇联跟家庭主妇签定贷款合同。他说，家庭主妇比较靠得住，能使养鸡、养羊、养兔事业发展起来，而且两年内就能还清贷款。
操心的地方还很多。李军说，在日本，很偏僻的地方都有路，农户生产的东西很容易运出来销售。可是在彬县，农民“拿个破自行车推一筐苹果，翻山越岭的，拿到县城去卖，没法搞规模生产，家里就一两棵苹果树就完事了。(我)原来就想，你家里有地，种几十棵、上百棵，种几亩地苹果树，但是你交通不行呀。”
李军说，农民吃饱肚子已经不成问题，现在要解决的是，让他们的钱包鼓起来，有零花钱。这就需要产销对路，修建道路，并且让苹果运出去后能及时销售或者送进果汁生产厂。
*别把中国忽悠得太高*
扶贫增加了李军对国情的了解，他还通过中联部把外国人请到彬县考察。
他说：“外国人一看北京、一看上海，说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他在那儿一看，就说中国发展任务还很重。最起码地，这一方面，也是增加一个对中国正常的认识，别把中国忽悠得太高了。”
*外交与内政不可分割*
云南省红河州副州长倪晓京认为，扶贫对于外交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中国外交部就参与在云南的扶贫工作。
倪晓京说：“通过这种交流的话，对将来他们的工作会有很好的帮助，对咱们这个地方上有更多的知识和了解，对中国的国家的整个政策就更深入地了解，因为外交和内政不可分割。”
*公务员将要求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李军在彬县工作了一年多，觉得很有成就感。他说，现在中央又在组织干部下基层去，跟地方干部对调。他已经报名。
李军说：“它就给了三个方向，就是中部、西部，还有沿海地区。我选择了个中部。中部是难度比较大、最大。”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近期表示，到2012年，中央和省级机关录用的公务员，要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