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盖牌”半年后，1月17日恢复公布青年失业率，经排除在校生后，去年12月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已从去年6月的21.3%下降至14.9%，引发多数中国网民质疑为“优化数据”。多位来自不同省份的专业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中国整体经济疲软的前提下，年轻人不仅工作难找，就算有工可上，也普遍面临薪资缩水、学历贬值的困境，让不少年轻人干脆在家“躺平”。
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观察人士说，除了职缺短少外，还有工作条件太差，对年轻人不具吸引力。
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吴姓高阶经理人告诉美国之音，即便在他所在的中国经济重镇长三角地区，青年就业的现况并不理想。
中国年轻人工作性价比攀低
吴先生说：“中国青年失业率高，有一种情形不是真的找不到工作，而是你的工作失去性价比。”
吴先生说，新冠疫情后，中国经济的复苏力道疲软，近几个月已导致薪资缩水，连大学学历也在贬值，传统名校如中国官方排名前段班的“985院校”或“211工程”重点高校学生，找工作或不成问题，但起薪已至少下砍三成，从疫情前的每月上万元人民币缩水到仅约6、7千人民币。
相对于本土名校毕业生“人多、便宜又接地气”的优势，曾经风光一时的“海归”留学生现在尤其乏人问津。吴先生说，这是因为留学归国的年轻人，未经中国式的社会化洗礼，人情世故或圆滑度都差强人意，所以一般企业现在对他们敬而远之。
最辛苦的是排名后段班的高校毕业生，就算在一线城市找得到工作，月薪普遍也只有5、6千元人民币，职业专校毕业生的起薪更低，只有3、4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水平要在长三角地区租房、通勤，每月恐入不敷出。
吴先生说，就算顶尖的专业人才也面临薪资缩水的现实，他说，他收过的履历中，有不少是2023年刚被阿里巴巴等“大厂”裁员的研发人才，他们原先年薪百万人民币，但现在却自愿腰斩年薪50万元人民币，只求有份工作养家活口、缴房贷。吴先生说：“我(征才企业)还有很多人可以挑，因为他们都被绑住了，主要是被房贷绑住”。
盖牌半年后，中国国家统计总局1月17日恢复公布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在“优化”统计方式，剔除6,200万名在校生后，这群年轻人的失业率从2023年上半年的20%区间下降至14.9%，减幅高达6个百分点，引发中国网民质疑当局在“优化数据”，因为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张丹丹曾估算，去年3月青年的实际失业率恐上看46.5%，而在长三角地区有第一手征人经验的吴先生也说，这失业率数字被低估的可能性很高。
他说，他看到许多已经毕业的年轻人来面试，竟未携带毕业证书，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学校不愿核发，因为校方说“找到工作才算毕业”。换言之，“没找到工作就不算毕业”，当然也就不会被算进失业人口中。
人力需求失衡 毕业学子宁可在家“躺平”
任教于东南省分、沿海城市的大学教师李老师也有类似观察，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李老师说，就读人工智能(AI)等风口行业科系的学生比较容易找到工作，但相对偏门的行业，如室内设计等建筑行业，找到工作回来报喜的学生就蛮少的。
李老师说，在求职困难、薪资又不理想的情况下，约两成左右家境优渥的毕业生直接选择“躺平”。
李老师告诉美国之音：“就在家里给父母养、三餐在家吃，整天可能打电动，然后比较上进一点的会说，准备考研，就是对于未来没有任何规划。”
在制造业蓬勃的珠三角地区，一位不愿透露全名、从事工业设备的林先生也告诉美国之音，自己往来的许多客户都大幅裁员，因为这些新能源厂商前几年景气大好时曾大规模招工，但随着经济和行业前景恶化，人力需求也跟着缩减。
林先生说：“在疫情结束的这一年，明显的出现一些经济数据上面的变化跟人民感受比较不符合的状态，我觉得，青年人不容易就业肯定还是跟经济实际的情况有比较大的正面关系。”
林先生还说，被迫下岗的工人，在生活开销昂贵的城市中难以维持生计，很多人都选择返乡、另谋出路，但问题是，回老家也找不到工作，因为除了种田糊口外，很多任务业型的技术生产岗位职缺根本不太可能在偏远地区找到。
对此，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逸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问时表示，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是结构性问题，因为人口众多，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职缺减少的情况下，工作机会自然变得僧多粥少。
此外，他说，中国的教育制度恐也需要调整，因为很多年轻人选择就读较为软性的文科是全球共通的趋势，但在中国高速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现况下，文科生要转行找工作就会比理工科毕业的学生困难得多。
胡逸山指出，中国想要真正改善青年就业，唯一的方法是刺激经济增长，但放眼全球，各国受到疫情重创后，疫后的经济复苏都不乐观，除需求疲软外，新冠疫情恐死灰复燃，也凭添经济复苏的难度。
他说，中国愿意恢复公布青年失业率，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但调整后的失业率仍达14.9%，明显偏高。
胡逸山说，年轻人“万一找不到工作的话，如何使他们能够自力更生，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甚至成为社会的不稳定的因素，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位于北台湾桃园的中央警察大学通识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李国正也指出，各国失业率上升将对当局的执政正当性带来压力，反映在民主国家就是败选、政权更迭的后果。中国虽一党独大，但当局的“维稳”压力上升，恐加大管制以免民众对经济不满的宣泄，引发陈情抗争。
近亿人投入网约车和送外卖 职场“退路”拥堵
值得关注的是，自行创业、开网约车或送外卖等工作被视为是下岗工人可选择的“退路”，但现在就连这条退路也已出现人多拥堵的窘境。
中华全国总工会2023年3月公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当时全国职工总数约4.02亿，其中这类自营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而不少网络最新评论则预估，餐饮、外卖跟网约车司机总数应有一亿人上下，他们的劳动价值持续缩水。
位于长三角的吴经理说，司机师傅曾向他抱怨，以前开车月收入可达15,000元人民币以上，但随着太多年轻人涌入加剧竞争，他前几个月的收入大降至只剩7000元人民币左右。
吴先生说，年轻人创业的失败率很高，他遇过不少年轻人离职创业，但因管理能力跟现金流都不足，几乎未见有人成功，相反地，因欠债违约变成“失信人员”的人反而变多。他说，以自己公司所经营的金融放贷为例，过去平均75%的客户都能通过征信，取得信贷，但现在比例已经降至50%。
经济动能不足 失业问题持续难解
展望2024年，警大学者李国正表示，作为世界级的生产消费大国，中国经济不致因眼前的瓶颈而崩溃，但其经济增速若放缓到5%甚至4%的“新常态”，加上美中贸易战、通货紧缩等内外部不利因素，职缺和薪资增长不容乐观。
李国正说：“消费者物价指数变成负值就是民众不敢花钱，就是通缩(通货紧缩)，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经济)明确复苏的迹象，(因此)它的职缺的成长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期，需要突破。”
不只是中国年轻人，在中国经商工作的台商也感到中国经济疲软的冲击，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两岸事务官员指出，台商曾表示，他们近期在中国制造业的业绩普遍下滑三至五成，今年也恐只能维持基本运转。
此外，在华台商因为生意失败、贫病交迫而滞留当地的人数也激增。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垂正透露，海基会去年共协助102名滞陆国人返台，首次突破百人，也是历年之最。
邱垂正告诉美国之音：“我们正在处理中的案件还是有非常多，特别是中国大陆近期以来整体的经济下滑、失业率增加，台湾(人)在中国滞留，需要我们协助的人有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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