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属下的香港中国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说清楚三个问题,评〈国家囚徒:赵紫阳秘密回忆录〉》,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公开抨击赵紫阳回忆录。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这篇评论和赵紫阳的回忆录。
中通社的评论试图说明,赵紫阳要抢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桂冠;赵紫阳配合西方反华;赵紫阳支持动乱,分裂中国共产党。
*谁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评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赵紫阳怎能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评论说:“赵紫阳......在回忆录中坚称,他是向世界开放中国经济的改革先锋......。西方一些评论人士据此得出结论说:‘邓小平是改革的“教父”,但赵紫阳才是日复一日观察思考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评论讥讽说:“想把人民献给邓小平的桂冠摘下戴在赵紫阳头上,每个中国人看了只能觉得好笑。”评论抨击赵紫阳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是人民献给邓小平的桂冠,把这顶桂冠摘下戴在赵紫阳的头上,假如是西方一些人的想法,那是荒谬与无知;假如这符合赵紫阳本人的原意,......这是政治智慧严重不足。”
然而,在赵紫阳的回忆录中,并没有任何贬低邓小平领导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抢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桂冠的言论。相反,赵紫阳时时提到邓小平的领导作用和对改革开放的大力支持。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主要主张,是加快经济的发展,注重速度,强调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我对邓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完全支持的,可以说为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很大的精力。”
赵紫阳还说:“特区是邓小平主张的”,“小平主张大量利用外资”。“沿海开发战略提出后,小平非常支持,给予高度评价,几次讲,要我们抓紧时机,坚决地干,大胆地干,不要贻误时机。”“小平同志一直强调市场的作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在会见外宾时就说,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经济。以后又多次说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
赵紫阳还透露说:“1988年他在同我一次谈话时,针对陈云、李先念的主张,邓说我们的计划经济是学苏联的,现在人家都不搞了,我们为什么还抱着不放呢?”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1989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这次会议很明显,矛头指向我在经济改革中的责任问题。会后我把会议情况向邓做了汇报,邓看了很不高兴,讲了一大篇话支持改革,肯定改革,认为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
中通社评论引述的“西方一些评论人士”的话,实际上是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在为赵紫阳回忆录撰写的《代后记》中发表的评论。中通社评论借批评一位西方学者的个人观点来批评赵紫阳和他的回忆录,未免有些走题,而且有失公允。
*中国应走什么样的路?*
中通社评论要“说清楚”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不能走西式民主道路”。评论说:“在这本书中,赵紫阳表明他与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存在严重分歧,分歧的原因是有关中国是否应该采取西式民主。”
的确,赵紫阳在回忆录中丝毫没有隐瞒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赞赏。他在回忆录中说:“......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但是,赵紫阳说:“我当时所想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到1989年,不是想在中国搞多党制,搞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我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要改变。当时总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另外,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赵紫阳总结当时的想法说:“我总的想法实际上是想要改变过去长期形成和坚持的那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方式和制度。这大体上包括下面一些内容:首先要增加党和国家决策的透明度。......其次,要开辟各种对话渠道。......再一个就是要改变选举制度,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另外,执政党在实行党政分开的条件下,党对各个领域的领导应该主要是政治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尤其是对文化艺术,更要宽容,不要管得太宽太严。充实和改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问题,要使民主党派能真正起到参政党和共同协商、互相监督的作用。......还有就是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
“......我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也谈到这一点。我说很多东西我们宪法上都有规定,但实现不了。......另外就是要有领导、有限度地开放舆论。......总之当时设想,在共产党继续保持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更好地容纳社会的政治参与。社会上各个方面,各种利益集团,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我们虽不实行多党制,但要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
赵紫阳承认,1989年他下台之后,他对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议会民主制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他说:“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赵紫阳认为,中国应该朝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改革,但是需要循序渐进。他说:“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如果我们不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那么中国市场经济畸形状态,不健康的市场经济,权力市场化、社会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等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法制社会也不可能出现。......另外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赵紫阳认为,要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改革。他说:“执政党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党禁、报禁......;二是党内的民主关。在共产党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对我们党进行改造。”“当然,还有军队国家化,还有更重要的、更早要实行的司法独立等问题......。”
中通社评论说:“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证明,中国人民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多次谈到邓小平反对西方民主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他说:“......邓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制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邓对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议会制,是特别反对和坚决拒绝的。”
赵紫阳说:“邓非常欣赏和喜欢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那种集一切大权于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集权统治的政治体制,厌恶和鄙视分权制衡的制度。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凡是一件事,只要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不受牵制,就能够立即执行,不像议会民主经过那么多复杂,那么多反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邓把不受牵制,不制衡,权力绝对集中,作为我们总的优势。不能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类话他讲过多次。”
中通社评论说:“近几十年来,西方总有人希望中国走西式民主的道路,他们做出过种种努力,又总是落空。......赵紫阳恰恰犯了一个让西方等待已久的错误。西方人士对赵紫阳的谈话、回忆录等如获至宝,原因在此。......《赵紫阳秘密回忆录》一书出版后,西方媒体以少有的热情大肆报导。西方一些人对这本书的兴趣与热情还在于,他们在等待中国有人再犯类似的错误,对‘六四’重新定性,对赵紫阳重新评价。”
据此,评论把赵紫阳同西方对中国的不良企图联系在一起。正如评论所说,“赵紫阳回忆录这本书的策划者们......想在西方那里寻求支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施压”。
*历史铁案难翻案?*
中通社评论还有一个问题要说清楚,就是“中共中央对赵紫阳所犯错误定性是历史铁案”。评论说:“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再看中央对赵紫阳所犯错误的定性,赵紫阳头上‘支持动乱’和‘分裂党’两顶帽子是历史铁案,永远无法摘取(除),任何努力皆徒劳。”
“支持动乱”和“分裂党”到底是不是滔天大罪,也许没有一个天下统一的共识。但是在中共历史上,已经翻案的“历史铁案”不胜枚举。谁能担保赵紫阳的案不会翻过来呢?
还有,对于中国人屠杀中国人的“六四”,对于中国共产党和自己总书记的恩怨,为什么西方媒体这么感兴趣,而中国媒体却万马齐喑,中国官方只能通过香港中通社发表看法呢?
关键词:中国,六四,赵紫阳,邓小平,改革开放,民主,议会制,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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