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社区就基金管理起争执

中国艾滋病社区因为一笔涉及千万美元的防治艾滋病基金管理问题发生争执。一些人士希望主管基金项目的卫生官员辞职，但是，也有相关人士希望能停止争论，保持和谐。

目前，中国艾滋病社区的一些人士就涉及1千多万美元基金管理问题展开激辩。有人认为，项目基金主管关宝英应辞职下台，但是，也有人认为，一动不如一静，大家应以艾滋病患的利益为重，以整个社区的和谐为重。

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基金是由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02年发起的一个非政府基金会，总部设在日内瓦。该基金会投到中国的相关资金有1千多万美元。

*围绕基金主管产生矛盾*

这个名为“第六轮全球基金项目中国艾滋病项目”的主管是关宝英，曾当过北京市卫生局疾病控制处长。来自新疆的常坤一直是中国艾滋病社区积极活动人士，他认为，关宝英打压异己应下台：“北京地区的项目主管，她退休官员，在处理很多问题上，并不考虑基金工作。当她面对不同声音时，她的态度是要求一些地方的一些艾滋病相关机构，去压制那些不同声音。她不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她犯了错误，应面对错误改正错误，正确面对来自于艾滋病社区的声音。”

常坤说，关宝英是退休政府官员，操控国际艾滋病防治资金，压制民间社会发展，挟制非政府组织，甚至采取政治手段打压异己。

记者周末试图同关宝英联系，但办公室的电话没有接通。常坤说，有关项目管理的争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关宝英一直没有公开表态。

从中国几个有关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网站来看，这次矛盾的焦点之一是围绕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及其所长万延海而引起的。一些支持关宝英的人认为，万延海、常坤等人用政治干预艾滋病防止工作。北京朝阳华人艾滋干预工作组的肖东就在网上发表声明说，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将政治问题引进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来。

河北廊坊兄弟真情工作组的苏苏认为，目前这种情况下，不应纠缠让关宝英辞职的问题：“我觉得不应盲目跟着某些人做这种事情。要有自己的立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虽然是草根组织，但我们还是要依靠当地政府部门，如果我们完全跟政府作对，我觉得，会让政府很讨厌你的。”

苏苏说，中国各省市和地方的这种基层草根组织，都没有自己的注册和账号，都要挂靠某个单位，才能得到基金会的帮助。他们以前跟爱知行研究所关系比较近，但这次，他们认为应保持距离，以便全球基金北京项目主管单位能给他们拨发资金。

苏苏说，他现在的挂靠单位是关宝英曾当处长的北京官方的疾病控制中心，身份比较尴尬：一半是官方，一半是非官方。他认为，关宝英作为项目主管，也干了很多实际工作。他担心，如果跟着某些人跑，老在人权声明上签字，容易被人当成工具。

不过，浙江爱心工作组的王龙认为，爱知行研究所没有什么错误。关宝英这样对待基层草根组织，的确有错误，应该辞职：“因为她做事不公。比如说，有些挂靠单位挂靠在爱知行，很多政府机关不让我们挂靠。北京爱知行提供无偿挂靠，这是好的事情。但是，关宝英他们认为，你挂靠在爱知行就有问题。”

王龙说，现在中国有一种非常“可怕”的说法：把草根基层民间组织定性为：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两类。王龙说，他们浙江的爱心工作组有300多成员，大部分是患友和同志。如果有关单位因为他们挂靠在爱知行而不给他们拨款，他们就惨了。

然而，贵州黔缘工作组负责人侬智军还是认为，这种争执，一般地方上的人不宜介入，应保持中立：“它要召开相关会议。我觉得，在任何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可能现在不能表态。目前我不能表态。”

侬智军说，全球基金在北京设有办事处，他们已经开始就这一争议展开调查。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等调查结果出来后再讨论有关的问题。


关键词：艾滋病，艾滋病防治，联合国，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