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个“世界加工厂”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急剧萎缩。成百上千万农民工的就业和生计成为今年中国“两会”的关注焦点。劳工问题专家和经济学者认为，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将目光集中在这个问题，但却尚未提出根本有效的解决途径。
今年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夕，中国官方媒体将目光集中在生计艰难的普通农民工身上。新华社今天(3月1日)发表了一组关注农民工就业的特写，勾勒出经济下行环境中在城市寻找饭碗的农民工的困境。
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农民工进城有三怕：一怕进城找不到活干，二怕有了活干又上当受骗，三怕干来干去拿不到工钱白干。文章引述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小三的话说，国家要创造条件，让肩负农村家庭生计的农民工走进城市。
过去几十年间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大量失去订单的工厂关闭后，瞬间丢掉了生计。中国政府看样子已经意识到这个庞大的失业群体可能对社会稳定形成的威胁。
中新社在星期六的一篇“两会前瞻”报道中，将农村民生称作是对中国政府的“大考”，也就是说，执政者如何在2009年最大限度地为规模庞大的失业农民工群体“救”业。文章说，2月初公布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再度把“三农”置于焦点，并说“执政者面前最紧要、最艰难、最根本的问题，依然在农村”。
*政府解决三农问题从未触及根本*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说，中国政府这些年一直在谈“三农”问题，但是至今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每一年都会有一个‘一号文件’，每一年对会把‘三农’问题提到很高的一个高度来。好象政府一直都很重视，也采取很多的措施。但是最终‘三农’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个平等权利和待遇的问题。”
夏业良指出，农民工受到不平等待遇，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需要给予农民和城镇居民同样的权利和机会。但是夏业良说，政府现在在政策方面还没有形成解决办法，具体操作起来会有很大麻烦。
关注中国农民工问题的非政府机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负责人刘开明说，今年有多个“周年”纪念，因此政府要减低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会更加重视农民工问题。刘开明认为，政府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出有什么新的办法。
*政府仍未拿出有效新办法*
他说：“我们看到的很多信息都是很混乱的。比如说，这4万亿的投资，绝大多数都是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高资本的，比如说地铁、铁路和公共建设。这些对农民工这个群体就业没有太大的帮助。那么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他们说要帮助中小企业渡过困难，保就业。但是他们采取的办法又是暂缓提高最低工资，又有地方说不执行劳动法。而这些我觉得对于整个农民工就业市场没有帮助，反而会恶化这个市场。”
刘开明说，不执行劳动法表现出的正是中国传统的重资本、轻劳工、抑制劳工的重商政策，同时放松对法律的执行。此外，刘开明还批评说，中国全国总工会一方面提出了“千万农民工援助计划”，而另一方面，全总副主席孙春兰日前却又提出要严防敌对势力对农民工进行渗透。刘开明说，全国总工会是在以“冷战思维”防范民间对农民工提供帮助。
刘开明说，政府应该做的是，让农民工有迁移自由，同时给他们提供平等的社会及失业保障；此外，政府不要把钱都“砸”到低效国有企业，要放开对服务业的垄断。他说，虽然眼下还看不出政府在这些方面有实质性的举措，但是在一些方面取得突破也并非没有可能。
他说：“我看到舆论和民间在社会保障法的公布意见上有很多的提议。有可能社保会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能够给老百姓一个基本的保障。那么这样会是一个改善。”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还建议，政府要解决农民工问题，除了给他们创造一些就业机会，还要重视容易被忽视的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他说，农民工在就业方面不具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知识和技能，因此应该在经济低迷时期对这个问题进行“软投入”。
不过，夏业良说，这类建议提出过多次，政府也有过一些表态；但是具体要做的时候，官员们出于利益考虑，还是习惯于将资金用在“硬投入”上。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三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