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号，重庆市面向全国招聘大学生村官。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像这样公开选拔各级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干部人士制度的创新，给予优秀人才公平的机会，体现了某种进步。但是，另有人认为，由于中国一党专制和缺乏监督制度，所谓的“公开选拔”只是一种“民主花瓶”，可能反而为腐败增添了“方便之门”。
12月13号，重庆市紧缺人才专场招聘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向全国招聘6500名大学毕业生到重庆工作，包括2500名村级官员。8月份，中共长沙市委发布公告，面向全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今年3月，南京电视台直播南京市管副职干部公开选拔答辩会。另外，广东、河南、青海、山西等省也纷纷举行省内外公开选拔，挑选出了一批新的干部。
*公开选拔干部制度升温*
面对中国公开选拔干部制度的骤然升温，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严强在“人民论坛”上发表文章说，“公开选拔因为有其亮点，从而产生了独特的魅力” 。
他认为，由于公开选拔打破了传统干部提拔任用上的封闭、模糊以及人为操纵性，至少让公众对提拔领导干部有一份信任。第二，公开选拔有利于让政府主要领导发现德才兼备的下属；第三，许多身处基层和民间的真才实学的人可以从此走上前途，发挥治理才能。
他说：“公选职位越来越高、参加人数越来越多，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公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中国公务员的公开选拔开始于1994年。有统计数据显示，从1995年到2004年，中国全国已公开选拔的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1千多名，副处级以上干部1万多名，科级干部数万名。
严强说，干部公开选拔从推出职位以及招聘范围都经历了一些变化：用来选拔干部的岗位由原先全部是副职逐步过渡到既有副职，也有正职；原先只是面向政府所在地区省份招聘，现在推荐和选拔对象的范围扩展到了全国乃至全球。他认为这样选拔人才的方式将来会成为一种趋势，从而转化成为一种正规的人事制度，未来政府部门的正职领导干部或许都可以通过公开选拔产生。
*蔡詠梅：缺乏媒体及公众监督*
但是，香港开放杂志主编蔡詠梅对中国在基本权力体制不改变，又缺乏媒体和公众监督之下进行的这种公开选拔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表示质疑。
蔡詠梅认为，中共整个政权的建立完全与民意没有关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都是封建制度的传承，因此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的部分还权于民，更多的是一种“民主秀”。
她说：“在这样一个政治大背景下，个别官员，有权的人，权利场的人， 放一点出来民选，我觉得，这类似中共搞出来的民主党，本来是一党专制，搞出民主党，也就是民主花瓶。基本的权力性质不变，找几个民间的人来当当官，做做秀，我觉得这也是花瓶的摆设，我觉得没有任何实质得意义。”
蔡詠梅说，由于参与选拔的职位之低，决定权仍然在上一级领导，公开选拔可能会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选拔考录名堂就大了，因为选拔考录基本上是官场上自己控制。甚至我说得不好听，这个可能还反而为给行贿，腐败提供了方便之门。到时候为买官提供了机会，因为最后的决定权在省委或是地委更上一层的政府。可能暗盘交易，卖官的现象会更严重。本来是上级任命，就完了，下面也没有办法。现在公开选拔，要得到这个职位，公开竞标， 投这个职位有多少钱，谁会选中。”
她认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推出公开选举官员干部，可能是当局意识到官场太腐败，是为了缓和政府和民间的冲突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某种举措。 她认为政府不会太放权，因为这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内部庞大官僚队伍的抵制。她说，中国精简机构政策一直无法顺利实施，就是这种这个原因造成的。
前不久，有网友披露，中国河南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6个调研员，辽宁铁岭市有9个副市长、20个政府副秘书长。 蔡詠梅认为，这正是中国官僚体制不愿放权，分享既得利益的体现。
关键词：中国，官僚体制，公开招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