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媒体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在华外国记者对此予以肯定，但是他们仍然无法理解中共宣传部门对媒体的掌控。在中国记协最近举行的一次茶话会上，不少外国记者就此提出疑问。
最近中国媒体增加了对土地、劳动和投资纠纷所引发的抗议事件的报导。从甘肃省的骚乱、被解雇企业员工的抗议、城市出租车司机的罢工，到北京访民在市政府前的示威，中国媒体都有报导，有些还相当详细和及时。
*学者：政府开始放松新闻报导限制*
路透社援引一位中国学者的话说，中国政府开始放松对报导负面新闻的限制，试图通过报导新闻来控制新闻。
一位中共官员证实，有关新闻报导的政策今年以来逐渐发生了变化。他说，信息可以在因特网上迅速传播，要想完全封锁住几乎是不可能的。
*汪良：呼吁外国注意中国媒体的变化*
最近的变化，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媒体自由度不断提高的例证之一。在中国记协举办的一次新闻茶座上，北京电台台长汪良呼吁外国同行们注意中国媒体这些年的变化。
他说：“我们注意到中国媒介的一些变化，也可能这个变化，在各位看来，还觉得很慢或者是不够大。但是那些个矿难，不是也给报导出来了吗？报导那个矿难，并不是当地宣传部愿意的。像今年的四川的地震，我们作为一个地方的媒体，宣传部也没让我们去，我们还是去了。”
*中共对媒体的控制引发外国记者提问*
其实，这些变化早已引起外国媒体的关注。但是他们发现，有一个方面至今尚未发生重大变化，那就是，中共对媒体的控制。在茶话会进入讨论和互动阶段时，外国记者把提问集中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特别是中宣部等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作用。
一名好奇的西班牙记者问道：“中宣部是每天还是每个月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怎么做？”
汪良回答说，上级宣传部门有时会发布指示，但没有那么频繁。
他说：“中宣部每天跟媒体发布命令，这多累呀。我是一个台长。我们电台呢，有200多个栏目，每天都在播出，有很多台都是24小时播出的。说实话，连我这个台长也听不过来，更不要说中宣部了。说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没人打电话啊。我想他们也不会那么敬业，老给我们打电话啊。也用不着啊。没有像这位先生说得那么严重的感觉。”
*中国媒体经常出现曲折反复*
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媒体虽有进步，但也经常出现曲折和反复。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在头一两个星期里采取了相当开放的政策，可是后来就增加了一些限制，尤其是当一些遇难学生家长抗议校舍质量差是豆腐渣工程的时候。随后，在8月份北京奥运会期间，当局又要求国内媒体减少对负面新闻的报导。
最近，上级主管部门还对大胆敢言的《炎黄春秋》杂志进行了干预。《炎黄春秋》不久前发表了一篇回忆被废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文章，引起某些高官不满。有关部门便以年龄太大为由要求《炎黄春秋》主编杜导正辞职。
*一些问题令中国同行感到尴尬*
在新闻茶座上，外国记者提出了一些令中国同行感到尴尬的问题，一位外国记者问道：“我们在街头跟中国普通民众交谈时，他们有时会对政府，对胡锦涛、温家宝，甚至毛泽东提出批评。可是，为什么在中国报纸上，你永远也找不到对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批评呢？”
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在稍作犹豫后回答说：“我建议，你看一下，中国有些小报和有些杂志，它们还是有直接点名批评的。比方说，批评毛泽东人口政策，它多了去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有些杂志，其实在有些报纸上，也有批评的。如果多看一看，还是能够了解一些的。应该是有的。你只要多注意观察一下，还是有的。”
*尹韵公：中国将越来越开放*
英国《卫报》记者希望知道，在未来五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有关立法是否会改变，并导致宣传部跟媒体的关系发生变化，不再需要他们来告诉媒体应该怎么做。
对这个问题，尹韵公的回答似乎更有信心。
他说：“中国从一个弱势国家到强势国家过程当中，它实际上是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开放。所以我预料，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和它的国力的强大与否是有正比例关系的。所以我敢肯定地预料，中国改革开放现在是30年，如果再走40年、50年、60年，中国肯定比现在还要开放。”
中国记协举办新闻茶座，是希望以茶会友，增进跟外国驻华记者的沟通，促进彼此间的了解。新闻茶座今后将继续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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