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利福尼亚洲许多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学者在周末座谈“现代中国与国际冲突”，发现国际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的绩效不彰，但是透过非政府组织或是法律合作却有较好的成果。
在美国的中国研究近年很感兴趣的题目之一是中国崛起之后，与其他国家之间是不是会发生更多冲突？中国是不是能够改革，在人权、法治、商业、政权稳定各方面，依照国际的基准来与世界接轨？
加州尔湾大学博士候选人陈至洁研究近十年来西方各国在中国所投入的金钱数量和人力，与所得到的成果相比较，发现透过双边人权对话进行的沟通，没有太多实质的成效。每次对话都提出同样的问题，例如死刑、西藏、劳教、个别人权案件，同样没有答案，对话甚至变成辩论，双方兴趣都逐渐降低。
陈至洁分析原因说：“在中国的人权对话主要是由外交部主导，外交部和安全体系所代表的是国家威权体系的象征，他们要维持政权的稳定。所以他们把人权对话看成是政治任务，就是要抵挡西方对中国人权的指控。这样的对话不会有甚么结果，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西方停止对他们的批评。”
但是在法律合作方面，陈至洁说，美国福特基金会以及欧盟相关机构在中国进行的非政府组织合作，或是拨款赞助中国民间机构进行的法律改革方面的工作，却已见到一些成效。
中国民间透过行政调解纠纷的案例下降，到法院寻求救济的案例上升，依法行政的和法治的观念正在加强。在旧金山的亚洲基金会协助中国起草一些新法律，美国的法律援助基金会 赞助中国法庭，成立了法律援助组织协助人民打官司。
陈至洁并观察到中国有一种“国家发展主义”，既要维持中共政权统治，同时也要进行国家发展。
他说：“国家发展主义就是说，还是需要共党政权在那里，可是怎样维持他的生存和稳定呢？需要发展政府的能力，进行更多的改革，对民生和法律都到进行更大胆的改革，才能解决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 。这部分是由民政部、司法部、最高检、最高院、全国人大所主持，他们在态度上比较开放，也愿意倾听西方意见， 这样法制的交流，会带进比较多的结果。”
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鲍瑞嘉(Richard Baum )也指出，去年秋天有一场“与中国交流到底有没有用”的辩论，与陈至洁的研究结果可以互相呼应。
鲍瑞嘉说：“专栏作家孟捷慕出版《中国幻想》一书，指出西方人总以为与中国交流，就可以让中国变得像西方一样，但那只是幻想。中国还是威权统治，为了利益有些方面可以采用一些西方的办法，但基本不会改变。”
另一位学者兰登则用世界贸易组织为例，指出中国做了很多相关法律和商业方面的改变，因此兰登主张应继续交流促使中国采用现代国际的基准。
来自中国武汉大学的访问学者江国华也赞同陈至洁的看法，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法律方面确实进行了大量改革，至于人权合作也有许多层面。江国华说：“因为从理念层面上，可能分歧要在短时间内消除会有障碍，但是从技术层面上合作，比如从法律上进行合作，可以搁置一些争议，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至于最近中国出现的反西方爱国主义风潮，与会学者并不认为会影响中国外交政策。陈至洁指出，奥运火炬在日本受到待遇并不好，可是胡锦涛依然照既定日程访日。法国家乐福连锁超市表态反对西藏独立之后，温家宝就宣布支持家乐福扩充计划。
因此陈至洁认为，所谓“愤青”的爱国风潮，虽不知道是否有政府在背后操作，但至少并未受到中央重视。
加大柏克利分校教授罗德明( Lowell Dittmer )对于中国留学生和中国移民在海外拿著中国国旗向西方媒体示威的情形，也不认为会有实质影响。罗德明说：“也许在选举时美国人比较注意到意识形态，共产党会因此受到较多的批评，但是不会成为主要的议题。我认为这次示威事件对中国的形像可能会有伤害，中国应可以处理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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