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位记录片的制片人达思宁曾经拍摄过好几部有关中国的记录片。他在1972年曾拍摄《误解中国》，对美国大众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说现在美国人若想要拍摄纪录片，以了解中国的变化，比以前要面临更多的挑战。
*拍《误解中国》时去不了中国*
1972年达思宁( Irv Drasnin )摄制了纪录片《误解中国》，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夕在CBS电视台播出。
片中大量引述历史上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例如中餐馆点菜的侍者、漫画书里的苦力、好莱坞影片中邪恶的魔鬼傅满洲、百科全书中描述中国人都是冷酷、狡猾、不可信任的.，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单独禁止中国人移民，语言中甚至出现“连支那人的机会也没有”( not even chinaman's chances )的成语，意思是绝无可能。
当年达思宁曾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前往中国拍摄，但是没有获准。他只好花大半年时间在暗房中看影片、翻遍杂志、漫画、文献，发现西方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 历来都受到扭曲，而这些刻板印象或是误解，后来又形成美国的外交政策。达思宁说：
“人们对世界的印象和对国际问题的态度，形成外交政策，有些地方过于夸张，有些地方有误解，误判和错误估算。我们对中国的看法也是如此。”
*在监管的夹缝中*
1973年以后，他开始到中国实地拍摄，遇到更多的难题。除了要先获得批准之外，还要设法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找寻访问的对象，在镜头前面谈一些不能公开谈论的题材。
例如1982年文革刚过后他拍摄《寻找毛泽东》，民主墙拆除变成了溜冰场，他借北大学生用英文朗诵马丁路德金博士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点出文革后的改变---出身成分“不好”的学生也有参加高考的平等机会。
1992年他拍摄纪录片《1989年之后》，就更加困难，北大也对他关上门，他只好找北京四中，从中学生崇拜NBA篮球明星飞人乔丹，来探讨年轻人改变的趋势---理想主义已经在各地退潮。
达思宁还拍摄了地下教会、流动劳力市场、广州现代舞舞蹈团这些官方告诉他并不存在的题材。他说，总是要趁陪同者眼看其他地方、或是打瞌睡、或是以为他在打瞌睡的时候，去做想做的事。他可以拍了就跑，甚至引起中国当地媒体不满，因为他们还受严密的控制。达思宁说：
“在中国拍摄纪录片要先写好稿本批准再拍，但是我们这种纪录片像新闻报导一样，要到当地找人访谈才决定内容。我们对纪录片的定义与中国不一样，是最大的问题。 ”
*申请批准+地点费*
达思宁说，现在要去中国拍摄纪录片挑战更大，不只是要获得批准，还要付一大笔地点费( location fee )。另外如何诠释事实，可能是更大的问题。 达思宁说：
“形象和真实之间，永远是巨大的挑战。中国就要举办2008年奥运，中国是新兴的世界强国，但同时也有污染、环保、资源竞争、贸易赤字、不公平竞争、人权、贪污腐败等问题。拍摄之前必须要对中国和我们自己都有了解。 ”
他认为中国在奥运前将对外国媒体开放，就是因为发现太多负面的消息严重影响了形象。
*用于教学 比学术著作更有影响*
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骆思典曾在课堂上放映《误解中国》，他认为非常有助于教学。骆思典说：
“让我们知道对亚洲的了解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现在美国人对中国已没有那种误解，不过又产生了新的错误的印象。”
南加大人类学教授顾尤勤( Eugene Cooper )说： “（达思宁的）纪录片很重要，在改变美国人心理方面，比我们学术著作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冷战年代的说法现在已经无人相信。 ”
顾尤勤也发现，透过交流和发展，中国人对美国的误解也在减少，现在中国人已不像十年前那么热衷移民来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