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局要求，把“农村平安与否”作为地方官员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分析人士说，中国农村地区不稳定源于制度性缺陷，奖惩官员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欧阳淞日前提出，在地方政府换届考察和干部调整时，要注意考察干部从事农村社会治安以及平安建设方面的工作，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任免和奖惩的重要依据。欧阳淞说，在农村治安综合治理与平安建设方面工作不力的干部，本辖区治安状况没有改善之前，取消其评先进以及受奖的资格。
近年来，中国的群体事件发生的频率和规模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据统计，从1993年到2004年，中国的群体事件从1万起增加到7万4千起，2005年更急剧增加到8万7千起。据有关方面估计，去年发生的群体事件超过10万起，而且民众在群体事件中采用的手段也更加激烈。
*治标治本*
面对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中国高层最近召开会议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表示，要动员警力，在一个月内对农村治安状况进行彻底排查，排查对象包括在逃人员和黑恶势力、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以及拐卖妇女儿童等治安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农村地区的很多骚乱、抗议事件都与非法侵占农田、环境污染以及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有关，而这些问题都与政治体制、国家政策密切相关，绝不是制定干部奖惩办法和突击排查所能解决的。
*官权过大*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说，中国地方官员权力过大，不受制约，导致官民关系非常紧张，一旦出现突发事件，民众群起反抗是必然的结果：
“乡村干部非常霸道，他们的权力很大，农民有苦无处诉，只有群体而闹之，揭竿而起。我想，这跟中央的政策也是有关系的。由于工业和商业的急剧发展，大量占用农田，另外，计划生育等等政策也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
*一党专制*
金钟指出，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农民利益受到非法侵害时，往往很难得到司法保护，媒体也难以对事实真相进行揭露，以致民愤民怨没有抒解的渠道，最后便形成暴动、骚乱、抗议示威等群体性事件。金钟认为，如果一党专制的体制不复存在，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要限制基层的权力。只要中共的一党专制不可侵犯，不能接受挑战，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虽然中国农村也在搞选举，但这种选举经常被农村里的宗法势力、甚至黑势力所控制，所以很多问题很难解决。”
观察人士说，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是以农村为根据地，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没有中共的今天，而在中共在夺取政权后的数十年中，一直表现出对农民和农村地区的极大歧视和不公正。金钟认为，中共对农民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政策：
“中国共产党有一种实用主义传统，为我所用。他们口头上一套道理和漂亮话，那是骗人的，实际的政策是没有原则的，是不择手段的，把你利用以后，就把你抛弃。我们看到，从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农民是受害最大的阶层，尤其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的都是贫下中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