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些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在美国 首都华盛顿举行研讨会，讨论中国和民主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在过去一二十年里，中国的政治改革主要集中在健全法制上，而不是在建立民主制度上。不过，他们说，中国正在形成走向民主的各种力量。
*教育基础+中产阶级*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教授戈德曼女士说，从种种迹象来看，中国在近期还不会成为民主国家。不过她同时也指出，中国正在形成走向民主的各种力量。
中国历史和政治学者戈德曼教授说，首先，中国人的教育程度在提高，识字率达到90%，民主的教育基础正在形成。
此外，她说，中国改革二十多年来，中产阶级越来越壮大。这些中产阶级随着他们经济地位的提高，民主意识也在增强。她说，这些人包括依法为民众争取权益的律师、人权活动人士、经历过文革的人和八九民运人士，他们这些人正在努力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他们依照宪法中有关“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规定，正在从基层起推动民主变革。
*历史参照点*
戈德曼教授说，中国经历着的变化，类似七十年代的东欧、苏联和八十年代的台湾。
戈德曼：“在东欧、苏联和台湾，推动政治改革的团体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公民社会更加完善，但是中国社会则刚刚开始这个进程，非政府组织才刚刚建立。因此，中国通向民主的道路还要走很长时间。”
*政治权利观念开始普及*
不过，戈德曼指出，政治权利的理念已经开始深入人心，不仅在社会精英中间，而且遍及整个中国。
戈德曼：“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主张他们的权利，而且政治权利的理念开始传入全体人民心中。我认为，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看到一些确确实实的基本变化。”
*民主才能自救*
戈德曼举例说，中国抗议示威事件从1993年的1万4千起，增加到2005年的8万7千起，抗议示威已经从个别省份蔓延到全中国。她说，如果中国当局要想挽救他们自己，拯救中国，就必须要朝着民主的方向迈进。
*健全法制三方面*
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说，在过去一、二十年里，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在沿着建立健全法制，但没有民主的道路上前进。其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首先，是领导人任用的制度化，包括打破领导人的任期终身制，废除每年夏天的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等。不过，他说，这种被中共所称为的“党内民主”决非我们所说的民主。第二是建立制度和法律机制，约束政府官员和干部，对社会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干部问责制由此产生。第三是进行宪法改革，使宪法能反映市场和经济改革，并使宪法成为保护个人利益和权利的工具。
*政改重法制而轻民主*
赵穗生教授说：“所有这些改革，不仅没有废除一党专制，反而在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共产党本身的改革也成为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份。事实上，共产党的改革在沿着两个方向走，一方面共产党从过去的先锋队，变革成更加包容的政党，例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第二个方面是，把无产阶级政党变成更加保守的执政党。
“过去几年来，胡锦涛就发动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运动。因此，中国虽然在谈政治改革，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主要集中在建立法制政府，而不是民主制度上。”
*互联网改变不了政治制度*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人类学副教授周永明阐述了当代中国的互联网政治。他说，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迅速，网民达1亿1千多万。他说，我们既不能高估互联网的改变能力，也不能低估中国当局的控制能力。
周永明教授说，人们起初对互联网的过高估计是基于它对中国社会发挥民主功能的假设，但是他说，虽然技术有助于政治，但却不能主宰政治。
“只有改变整个政治制度，互联网才能自由地为人们所用。期望技术本身就能改变整个制度是不现实的。”
*信息和受众*
周永明博士说，只关注信息是否能畅通无阻地传送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信息的受众对信息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于倡导信息自由的那些人所期望的。
周永明：“确保信息传送的畅通无阻，并不是任务的结束，更关键的任务是如何鼓励形成跟受众的联系，使民主的价值在信息接收和理解过程中更具有吸引力。”
周永明说，在中国人民能更好地理解我们传送信息的民主价值体系时，我们的努力才能产生更好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