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快六十年了。期间经历了风风雨雨，历史巨变，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跻身于世界三强之列。财经纵横节目在60周年到来之际，组织撰写了一个系列报道，对中国的动荡和变化，转型和成就进行回顾，并对其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希望有助于丰富人们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了解。
中国经济自1978年转向后，经济构成开始迅速扭转。到1979年时，国营经济成分便下降了近一成。在随后2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例再度恢复到中共建国初期时的水平，也就是占7成以上。
以推动倡导破产法闻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曹思源说，这是民营成分的“比重回归”。
“这个比重的复归，就是从49年的73.7%到99年的71.8%，都到7(成)了，又回到了‘三七开’。这说明一个国家需要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需要民营经济。”
但是，民营经济的复归并不意味着资源国有化的政策就必然会松动。在农村，包产到户后蓬勃发展的农业经济已经显现出危机。由于农民对土地没有支配权，农村土地在征占用过程中，农民利益流失、地方政府和用地企业获利等问题可能威胁到未来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在政府开始探讨“土地流转”可行性的时候，许多学者大力呼吁让农民重新拥有土地。北京宪政学者刘军宁曾经对美国之音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对中国农民有好处的、对中国人有好处的就是土地的私有化。国家把土地集中在国家手里，对农民产生了很大的限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国家不是土地最好的、最有效的使用者。”
然而，受意识形态的约束，“私有化”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个政治禁忌。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说：
“因为今天中国的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章程都旗帜鲜明地说明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这方面的陈述不改变的话，任何人去推私有化都会碰到障碍和阻力。”
一些学者批评说，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化”尚无法实现，但另一种意义上的“私有化”却已经存在，并且对整体经济形成了危害。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实际上利用公权力的‘私有化’早就开始了。就是以‘公’的名义，实际上是化‘公’为‘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大量的权贵资本。这个跟国民党时代的官僚资本实际上是一样的。它也是从国营的牌子底下滋生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它搞来搞去等于是把公有的东西都变成私有的了。”
章立凡说，权贵资本是通过以公有名义剥夺私有财产后，再据为己有而实现的。他说，这是很不公平的。
许多学者担心，这种不公会加剧社会矛盾，也将阻碍经济朝向健康、可持续增长的方向发展。
近期被广泛谈论的一些经济政策或动向让一些学者感到困惑。一方面中国政府承诺要拉动内需，让中国的经济增长从以出口为导向的黯淡隧道里走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对大国企的扶植和对“私有化”的回避却并不是朝向那个承诺在走。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现在常谈的‘国进民退’，就是大国企的野蛮生长，挤压民营企业的空间。国家的银行呀，金融政策和信贷政策都是向大国企倾斜。民间资本得不到平等的国民待遇。”
章立凡说，这最终就是要走向垄断，而垄断对经济是不利的。他说，民企在中国的就业和税收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企倒了，会有严重后果。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抱有同样的担忧。他一直在呼吁“私有化”的同时，也建议中国政府在实施诸如经济刺激计划时，将政策向民营企业方面倾斜。
这些学者看到，“私有化”遇到的障碍其实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障碍。那么中国政府是否有这样的意愿，在这方面做出根本的改变呢？章立凡说，他对此感到悲观，但不会放弃呼吁。陈志武说，虽然他在中国接触的官员从上到下都不反对他的观点，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敏感神经谁却都不敢轻易挑动。
关键词：中国60年，权贵资本，私有化
中国经济自1978年转向后，经济构成开始迅速扭转。到1979年时，国营经济成分便下降了近一成。在随后2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例再度恢复到中共建国初期时的水平，也就是占7成以上。
以推动倡导破产法闻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曹思源说，这是民营成分的“比重回归”。
“这个比重的复归，就是从49年的73.7%到99年的71.8%，都到7(成)了，又回到了‘三七开’。这说明一个国家需要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需要民营经济。”
但是，民营经济的复归并不意味着资源国有化的政策就必然会松动。在农村，包产到户后蓬勃发展的农业经济已经显现出危机。由于农民对土地没有支配权，农村土地在征占用过程中，农民利益流失、地方政府和用地企业获利等问题可能威胁到未来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在政府开始探讨“土地流转”可行性的时候，许多学者大力呼吁让农民重新拥有土地。北京宪政学者刘军宁曾经对美国之音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对中国农民有好处的、对中国人有好处的就是土地的私有化。国家把土地集中在国家手里，对农民产生了很大的限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国家不是土地最好的、最有效的使用者。”
然而，受意识形态的约束，“私有化”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个政治禁忌。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说：
“因为今天中国的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章程都旗帜鲜明地说明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这方面的陈述不改变的话，任何人去推私有化都会碰到障碍和阻力。”
一些学者批评说，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化”尚无法实现，但另一种意义上的“私有化”却已经存在，并且对整体经济形成了危害。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实际上利用公权力的‘私有化’早就开始了。就是以‘公’的名义，实际上是化‘公’为‘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大量的权贵资本。这个跟国民党时代的官僚资本实际上是一样的。它也是从国营的牌子底下滋生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它搞来搞去等于是把公有的东西都变成私有的了。”
章立凡说，权贵资本是通过以公有名义剥夺私有财产后，再据为己有而实现的。他说，这是很不公平的。
许多学者担心，这种不公会加剧社会矛盾，也将阻碍经济朝向健康、可持续增长的方向发展。
近期被广泛谈论的一些经济政策或动向让一些学者感到困惑。一方面中国政府承诺要拉动内需，让中国的经济增长从以出口为导向的黯淡隧道里走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对大国企的扶植和对“私有化”的回避却并不是朝向那个承诺在走。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现在常谈的‘国进民退’，就是大国企的野蛮生长，挤压民营企业的空间。国家的银行呀，金融政策和信贷政策都是向大国企倾斜。民间资本得不到平等的国民待遇。”
章立凡说，这最终就是要走向垄断，而垄断对经济是不利的。他说，民企在中国的就业和税收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企倒了，会有严重后果。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抱有同样的担忧。他一直在呼吁“私有化”的同时，也建议中国政府在实施诸如经济刺激计划时，将政策向民营企业方面倾斜。
这些学者看到，“私有化”遇到的障碍其实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障碍。那么中国政府是否有这样的意愿，在这方面做出根本的改变呢？章立凡说，他对此感到悲观，但不会放弃呼吁。陈志武说，虽然他在中国接触的官员从上到下都不反对他的观点，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敏感神经谁却都不敢轻易挑动。
关键词：中国60年，权贵资本，私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