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局最近在一连串引发争议的事件中指责“外部势力”卷人，使得“外部势力”成为官方话语中曝光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从铜锣湾书店风波，到乌坎警民对峙；从玉林狗肉节争议，到还未出台的南海仲裁，中国处处指责 “外部势力”在“煽动，策划和导演”。其实，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所谓“外部势力”就成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上屡试不爽的替罪羊。香港占中，股市崩盘，南海危机，都成了当局加紧防范“外部势力”，加强社会控制的理由。为何“外部势力”在中国官方语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体现了当局的什么思维定势？这些所谓“外部势力”到底都是谁？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先生； 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表示，非要说中国的问题都是外国势力造成的，首先就违背了中共一直灌输的唯物辩证法：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是第二位的。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实际上，树立外部假想敌，把国内问题归结为外部势力操纵的结果，借以转嫁矛盾、转移视线，是所有极权政府的惯用和通用手段。中共当局把这一手法发挥到极点。发生在中国的民众请愿与抗议活动，包括发生在香港、西藏、新疆的自治或独立诉求，在中共的宣传喉舌里，统统成了外国势力插手和操纵的结果。中共不断强化其奴化观念：凡中国人，包括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都是臣民、顺民，不可能批评或抗议中国政府，凡有国民批评或抗议中国政府，必是受了外国人的指使、收了外国人的钱财、去执行外国人的阴谋。共产党不断暗示、贬低全体中国人：你们都是奴才，生来就是奴才，而且，你们的智商远比外国人低，如果不是外国人指使，你们怎么可能想到来批评、抗议、造反？
曹长青表示，用所谓“外部势力干预”做借口进行独裁统治，是专制者的惯用手法。奥威尔在研究共产专制的名著《动物农场》中就总结出，那些起来造反、把人赶走的猪司令们，就提出这样的口号：四条腿是好的，两条腿是坏的（猪是好的，人是坏的），我们猪是一个整体，要一致对外，对付外部势力。这样，就用我们和他们，内部和外部，掩盖了正确与错误，是与非。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都是描写总结共产老大哥世界的经典作品，揭示了共产国家这种给民众洗脑的专制方式。这也是中共惯用的手法，从天安门事件，到今天的乌坎事件，都是用所谓的“外部势力”来回避和掩盖自己内部，尤其是专制者本身的问题。专制国家，最爱用“外部势力”来说事。例如北韩说自己遭到外部敌对势力包围甚至要入侵，来维持其专制统治。中东的专制国家也是如此，总是把自己内部的失败，归罪于外部的所谓大小两个“魔鬼”（美国和以色列）。美洲经济最糟的两个国家共产古巴和委内瑞拉，也是用外部势力，尤其把美国指为“敌对势力”来转移他们国内的矛盾和失败。
曹长青说，外部势力的说法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或者说被专制者热衷，主要就是它可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用“我们”和“他们”，内部和外部，把自己内部的问题，扭曲改变为是我们民族和外部民族的两个种族的问题。而一切专制都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而改变这种思维和做法的重要途径，就是实行民主，用民主主义取代民族主义。用民意（选举）来改变领导人和其错误的政策，使他们无法再自身问题推给所谓的“外部”。
杨建利表示，任何专制政府都需要制造外部敌人来欺骗民众维持政权， 目的无非是规避责任、转移矛盾、提高身价、杜撰打压理由、制造危机恐怖气氛。伟光正独裁者如此，不自信的伟光正独裁者更是如此。中共政权每年花100亿搞大外宣，为什不能做到煽动民主国家的民众颠覆其国家政权，为什么中国的民众被外部势力一煽动就起来？
臧国华表示，中共自己是在作为“外来势力”的马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鼓动和支持下，成功推翻国民政府而夺权的，因此它对所谓的“外部势力”一直特别警惕，特别防范。现在中方所称的“敌对势力”的确是存在的，但首先是它自己制造的。因为没有中共的敌视和打压，这些势力，例如海外民运、藏独、疆独、台独以及所谓的反华势力就不会存在，不会发展。至于每当中国国内出事，当局立即指责“境外势力”煽风点火，却完全是一种掩盖自己无能，推卸责任和转移民众视线的把戏。通常是国内某地先出事了，国外的民运民权组织发声支援，而不是因为这些组织的发声和支援才导致国内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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