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中共“后备军”之称的共青团最近似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状态。继习近平怒斥其“高位截瘫”，中央巡视组历数其“贵族化，娱乐化”等罪名之后，有消息称团中央将大幅度缩编人员，其下属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也将停止招收本科生。而在民间，继房地产大亨任志强挑战共青团，称其口号“共产主义接班人”骗人几十年之后，现在更有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敢言之士呼吁政府取消对团中央的财政支持和人员编制，引起广泛回响。共青团系统为何面临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巨大压力？与中国的政治大环境和权力格局有多大关系？在胡耀邦和胡锦涛时代一度鼎盛辉煌的共青团，在今天还有多大的存在价值？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高文谦表示，习近平严厉敲打团派，意在十九大人事布局。对习来说，江派人马虽然占据要津，但已是明日黄花，年龄过线。而团派则具有年龄优势，而且经营多年，遍布省部级，对习安排自己的人马上位构成更大的威胁。习打散团派的用心很深：把令计划和周永康绑在一起打，搁置李源潮，不让中青政治学院招生，釜底抽薪，断团派的香火，步步紧逼。中共接班体制是一场零和博弈，一派得势，意味着另一派遭殃。现在是红二代得势，习近平又是个好强斗狠的性格，团派处境不妙，弄不好有血光之灾，凸显中共接班体制的残酷。
高文谦说，贺卫方炮轰团中央，时机、分寸都拿捏得不错，将了一直以来唱左调的团中央一军。时机是借习近平向团派开刀，分寸是只提团，不提党。这可以理解。实际上，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党国不分，共产党凌驾于国家之上，团组织存在的问题根子在一党体制，共产党何尝不是要靠国家养活，而且更有过之，还要一切都“姓党”，与现代政治文明国家格格不入。
程晓农表示，团干部升官，本来是80年代应对老干部落伍守旧而采取的新陈代谢措施，那时中组部青干局年轻、党员、大学文凭、听话为标准，选了不少后备干部，安排在团中央、团省委，作为第三梯队。问题是，老干部30年前都退休了，而僵化的干部体制一成不变，长期以来仍然沿用30年前选拔团干部接班的老路子，结果造成团系统的中层以上干部全都眼睛向上盯官位，一心一意等接班，但实际上往往无能也无用，共青团变成了一个多余的“接班人候车室”。团干部失宠，主要是劣势暴露，优势全无。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政治上不再可靠；第二，这些“空降部队”没有在基层积累的难题应对能力；第三，知识方面浅薄单一。80年代的红二代高层接班人政治马拉松长跑，参赛“选手”只有4人，其中3人中途退赛，习近平在途中跑得不如那3人快，但只有他跑到终点。其他红二代都已过退休年龄，正退出政治舞台。所以，所谓太子党和团派争夺高层权力的故事，不会再演出了。
程晓农说，中纪委指出的共青团系统“新四化”问题，点出了团系统的根本毛病。共青团本属群众团体，没有日常行政管理业务，但各级团委的干部却常年在办公室里坐班混日子，此即机关化；共青团行政化则是指团干部把自己当作党政官僚，按照政府衙门模式实行上下垂直领导，把群众工作变成了用行政命令向下传达布置；贵族化是指偏重从大学校园提拔团干部，结果共青团成了大学学生干部联合会；娱乐化是指团组织的工作偏重于迎合青年爱好、组织一些文体活动，不能帮助共产党控制青年的思想。所谓的共青团改革，就是要求它回到初始状态，即控制青年群体的工具。不过，恐怕共青团无法完成这一任务。
王康表示，共青团是苏联和纳粹德国权力模式的产物，是共产党的后备军，已成为中共权力继承结构的关键环节。习近平不可能改变共青团的地位和功能，只能削弱团派或安插自己人。中央巡视组对团中央的专项报告，是为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开道。目前习近平为首的太子党占据上风，团派只能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但中共高层权力较量瞬息万变，团派出身的李克强与太子党领袖习近平之间，已展开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尚难逆料。
陈破空认为，整肃共青团，释放一个信号：习近平对江派的斗争告一段落，目标开始转向团派。通过选择性反腐，习近平打击了江派，如今又制造舆论，开始对团派动刀。这是十九大人事争夺的前哨战。这种左右开弓的权力斗争战术，对习近平而言，有利有弊。如果既能重创江派，又能削弱团派，那么，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就能朝着有利于“习家军”上位的方向发展，进而巩固习近平的权力。但如果操作失当，那么，既结仇于江派，又得罪了团派，习近平自己反而可能陷入窘境，四面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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