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上星期发表微博，呼吁全国人大公布共青团中央在职人员职级配备，取消政府对团中央的预算供养以及团中央及类似团体的行政级别，引发广泛反响。与此同时，要求中共公开财务、不再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呼声也随之响起。和妇联和工会一起被称为“三具政治僵尸”之一的共青团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在过去和现在的中国政坛上发挥什么作用？中共、共青团等政治党派是否应该财政独立，不再由广大的纳税人供养？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说，他之所以发表这篇有关共青团的博文，多多少少与他跟共青团中央一位官员的争论有关。这位官员指责他有关疫苗等问题的言论是“助纣为虐”，促使他思考共青团的性质、过去的历史作用以及我们现在应当如何对待这样一个组织。
贺卫方表示，对于共青团，我们现在应当给它做一个重新定位。最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更开放、更多元化的社会，我们不需要有一个拿纳税人的钱供养出来的组织，而这个组织现在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所以我就做出了以上呼吁，让共青团不再成为一个政府的机构，而是回归民间。
历史学家章立凡在评论“党库国库相通”的现象时表示，过去在君主制年代，老百姓只需要养活皇帝一家，现在我们要养活一个党，再加一个政府，负担是成倍的增长，还要养活党的衍生物，比如工青妇、民主党派。这些都是由国库供养的。他说：“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纳税人都不会养活政党和社团，只有在我们这个中国特色的国家才会这么做。我们现在有的，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君主制’，它的社会成本是远远高出封建专制时代的那种一家一姓的君主制。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表示，共青团纯粹是一个意识形态部门，也是纯粹的以追求权力为目标的部门，它并没有实际的管理经历，在中国体制中早已被抛弃了。对它的职能进行厘清，现在已经是时间了。要按社团管理的法规来进行，而不是莫名其妙地由国家财政来抚养，民主党派也是如此。
贺卫方说，党政分开是邓小平80年代提出的，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开明派领导人当时希望在党政分开的框架下重新厘定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必须说明的是，其实邓小平并不真正希望建立一个现代的政治制度、现代的宪政制度、或者说现代的政党制度。所以当党的领导受到一定程度威胁的时候，仍然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后来到了江泽民时代，党政越来越倾向合一，比如党委书记兼任地方人大主任就成了一种常态。现在又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其实不是一种新的说法，而是毛泽东时代的说法。现在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容易解决。今后应当更多地推动建立现代政治框架之下的党政关系，或者说对政党制度进行一种重新安排，需要社会组织回归社会，让常识回归到政治重新设计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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