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和乙肝是中国最常见的两种疾病，然而中国面临日益上升的疾病负担和药物创新不足的困境。最近，中国国家卫计委完成了与国际医药公司首批“国家药品价格”的谈判。有三家药厂的专利药实现“降价”，用于治疗慢性乙肝和肺癌的三种药品降价幅度达到50%以上。中国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进展。舆论认为，尽管此次降价幅度令患者高兴；但是，在国家出面谈判的情况下，花了半年时间却只有3家同意降价，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相关公共政策学者也表示，中国的药物可及性与医疗体制改革成败息息相关，单靠短期创新和谈判降价购药，是短视行为。中国应该如何降低药品价格，缓解疾病负担和药物创新压力？《时事大家谈》谈邀请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和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兵参与讨论。
半年时间内有三家药厂同意给三种药品降价，这个成果是像媒体所说的，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同时也是一项惠民政策吗？对此，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兵认为，政府出面致使企业做出让步，并不是必然的，这涉及到各国在药品价格管理上的问题。而且从各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基本上秉持着一个原则，既要鼓励创新，又要保证公众利益，关键是如何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平衡。国家和政府间是处于一个平等、协商的关系，药厂是否降价是自己的自由，后果由市场和药厂自愿承担。如果不降价药品无法销售出去，是药厂自已要承担的风险；如果降价了，也不一定是为了公众利益。在美国有专利保护法，为了保证药厂研发新药的动力，政府会给药厂很大的利润空间。等到专利保护期过去之后，会有大量仿制药出现，药效一样但价格会很低。因此在专利保护期内，政府应该让研发机构获得一定的利益，这样才有动力继续去研发新的药物。而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政府就要照顾大众的利益，让药物价格降下来。而中国的这个事件中，在新药刚刚面世的阶段就被政府要求降价，只能说是一种政府行政上的做法，马海兵本人并不认同。
对于国家出面和药厂直接谈判的做法，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表示他的观点有一些不同，政府出面谈判与药厂博弈，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存在的，比如英国的公共健康委员会。中国政府部门此次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谈判降价是个好事，但是降价幅度还不够。第一种治疗乙肝和艾滋病的药物已经降价很多，从原来是1500元一个月到现在的499元一个月。后面两种肺癌药物依然是十分昂贵，分别达到5000元和7500元一个月，如果综合算起来是一年十万元，这对很对普通民众来说，是很大的负担，也不是全部都能报销；而能报销的部分对于公共卫生系统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还是不够的。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在于，体制内的政策学家和经济学者一直有一种声音说，通过政府降价是主要的途径，通过一些特殊方式压制、恐吓药厂，达到降价的目的，但是这种做法不具有可持续性。首现，这种方式无法获得自身的创新性，只是单纯的降价。其次，政府参与到全球价差体制中，会被各个击破。政府需要思考，如何在国际市场上担负起对于民众的责任。
贾平表示，公共健康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现在的人口老龄化就是过去体制问题造成的恶果。例如，中国是世界第一癌症大国，在2015年，新增450万癌症患者，死于癌症的患者280万，与2012年相比上升了10%以上，而这也仅仅是从观测站收集到的不完整的数据。中国还有120万以上结核患者，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较高的数字，中国也是世界丙肝第一大国。因此，中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研。目前中国可用的艾滋病药物只有五、六种，2001年后世界范围内生产的新药，都没有进入中国市场。尽管药厂自由竞争、和媒体的介入会有一定帮助，但是医疗、药品领域有很大的不透明性，和很强的专业性，仅仅靠药厂的自由竞争后，绝不可能出现降价的局面。事实上，在全球大药厂自由竞争的模式下，药品价格不降反升。因此，需要增强第三世界国家的创新能力，以及仿制药的生产能力。当然，中国是一个仿制药大国，但是质量很差，还需要药监、卫生局等部门加强一系列的监管机制和规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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