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病毒从实验室泄漏为何如此困难？

华盛顿 — 

将近一年半过去了，新冠疫情起源仍然是一个谜。不过，一度被称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假设，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历史上世界各国不乏实验室泄漏，甚至导致严重后果的例子，其中一些事故的根源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那么，要证明实验室泄漏为什么如此困难？历史事件和新冠起源调查有哪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要如何堵住生物安全方面的漏洞？

即使透明彻底调查 也未必找到肯定答案

乔治亚大学历史学家史蒂文·米姆(Stephen Mihm)博士最近在彭博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上实验室泄漏名目繁多》的文章，文章指出，实验室安全问题显示，“过去发生过病原体泄漏事故，有时造成致命后果。同时还显示，即使对疫情源头展开透明、彻底的调查也未必能找到肯定的答案。”

米姆是2010年纽约时报10大畅销书作家之一，也是美国史密森学会莱梅尔森发明与创新研究中心的杰出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实验室泄漏如此难以理解并彻查的主要原因，常常是因为实验室本身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举例：“1979年，英国一家研究天花的实验室发生泄漏。那时候，天花在实验室外已不复存在，可是实验室里的一名医学摄影师在接触病原体后死亡。摄影师本人没有病原体研究区域的通行权。英国一项公开透明的初步调查结论指向通风系统，但随后的一份报告纠正说，通过通风系统感染天花是不可能的。最终他们不得不做

结论说，摄影师以某种方式违反规定，进入了天花的研究区域。这个案例发生在英国这样一个可以公开透明地进行调查的社会，调查花了好几年时间，但我们仍然不知道那个实验室在1979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例子显示，病原体通过人为疏失或未遵守规定而泄漏有多么容易，而很多时候准确地重现真相是几乎不可能的。

在不透明国家 证实疫情来源更加困难

米姆教授指出，当实验室泄漏发生在一个不公开不透明的国家里，证实疫情的来源就更加困难。

他说：“在很多情况下，当一个实验室泄漏了致命病原体，人类的本能就是想把它掩盖过去或将其严重性最小化。一个不公开透明的社会，比如冷战时期的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这个社会制度没有任何兴趣向苏联人民透露真相，更别提向对手，也就是美国，承认真相了。”

米姆举例，1970年代在苏联有一起非常著名的事件。

他说：“有传言说在一个名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城市爆发了炭疽病，这个城市相当偏远，不为人知。我们身处美国，无法弄清楚那里发生了什么。最终，苏联人承认爆发了炭疽病，并将其归咎于冷冻肉，他们说有些受污染的冷冻肉导致了一些人员的死亡。当时还有美国科学家与苏联合作，为这个说法背书。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苏联人掩盖了真相。其实，苏联人当时是在一个叫做 ‘19区’的地方设立了生化武器设施，制造气雾化炭疽菌武器。有人忘记更换炭疽设施中的过滤器，与之前的例子一样，这又是个无意犯下的错误。这个错误导致将近70人死亡。但是最终死于炭疽病的确切人数，我们无从知道，”

他解释，苏联解体后，直到80年代末、 90年代初，这个事件才得以曝光。他说：“当时有苏联的病理学家一直秘密保存着受害者的肺部样本，并透露了事实，那些最初支持所谓冷冻肉理论的美国科学家才意识到真相，整件事才得以曝露。这是个很好的例子，20年的困惑和掩盖，这就是真相大白所花费的时间。显然，新冠肺炎事件中，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认为这是值得指出的一点。中国政府可能也不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也是值得指出的一点。”

情报机构 而不是科学家破解泄漏

米姆指出，在前苏联的案例中，情报机构，而不是科学家找到了答案。

他说：“这很有趣，你知道，我们倾向于相信科学家是绝对可靠的，但是当他们掌握的证据不完整，甚至像炭疽病事件中这样手里拿到的是伪证的时候，情报部门的调查常常更为清晰透彻，因为他们习惯于权衡此类事件所附带的模糊性。”

在前苏联的炭疽菌事件中，卫星照片显示当时有生化污染净化卡车开往这个城市，表明那里确实发生了灾难性事件。整个城市都被封锁了，这就说明问题不仅仅是通过冻肉摄入普通炭疽菌那么简单。

现在拜登总统下令美国情报机构调查新冠起源，而中国拒绝配合，和历史事件似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米姆强调，如果说我们从历史里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90天远远不够。

他说：“除非有其他形式的、更具决定性的证据开始出现，像是通过叛逃者或者有人可能可以重新模拟在实验室发生的部分事情，甚至进一步了解病毒是否有被人为操控，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这些问题都存留在大众的想象中。不幸的是，所有这些都被混为一谈了。但是这个病毒可能有个自然起源，意思是一个已经存在大自然里的病毒从实验室泄露。也有可能是一个原本来自自然界的病毒经过人为增强后从实验室泄漏；当然也有可能病毒就是来自自然界。所以这些可能性都是非常复杂的。但好消息是，我相信真相最终会水落石出，过去类似事情最后都会真相大白。”

不良纪录国家 更需要国际监督

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斯科特·高特利布(Scott Gottleib)说：“实际上，类似的实验室泄漏时有发生，甚至在美国，我们有过事故。在中国至少有6次已知的萨斯-1实验室泄漏事故。” 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2001年美国一个联邦生物武器实验室里炭疽病毒被盗，造成5人死亡，17人得病。

米姆说，总体来说，美国在保证实验室安全方面还是做的还不错的。可是我们知道，在研究危险级别较高的病原体和剧毒病原体时，即使是生物安全级别达到四级的设施也不能保证不会发生泄漏。

他说：“在我看来，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世界各地成立了越来越多的四级生物安全设施，很多还设在一些在遵守国际协议方面有过不良记录的国家。如果美国发生过实验室泄漏，其他国家也完全有这种可能。这足够使我们感到非常不安。这甚至跟新冠病毒问题无关，而是关乎未来，这是一个需要比现在多得多的监督和规范的领域。”

历史教训

米姆说，历史事件给我们的经验是，首先是我们需要有耐心，让情报部门和科学家完成他们的工作，而不要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质疑。其次我们需要给他们时间，恐怕90天是不够的。第三是可能需要对实验室安全进行更多的国际协调和监管。米姆特别指出，第四点就是关于疑似武汉实验室泄漏的一些辩论，提到了武汉病毒实验室可能在进行所谓的功能增益研究，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科研方向，在美国是被暂令中止的。这个问题应该被纳入一些国际讨论当中，比如应该进行什么样的研究，以及在什么样的操作指南和安全性下进行这样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