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前在北京发生的六四镇压事件导致美中关系陷入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谷。31年后的今天，美中关系再次跌入谷底。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几十年来的接触政策并没有使中共政权变得更像西方民主国家，华盛顿将应对北京的挑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竞争性的策略。这一政策转向的背后考量究竟是什么？研究两大国关系的美国专家如何看待这个称为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新战略？
美中关系处入“自由落体”状态？
“我们都不能在一个会把我们都杀死的病毒上进行合作，” 曾在中国被列为首席“知华派学者”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蓝普顿（David M. Lampton）在谈到美中关系的现状时对美国之音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在新冠病毒疫情问题导致美中关系恶化的同时，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使双边关系更为紧张。
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27日认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的两天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针对中国作出多管齐下的重大政策宣示，下令美国行政当局开始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程序，包括取消香港的单独关税与旅行区的待遇，对“直接或间接参与侵蚀香港自治权”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他还宣布禁止与中国军方有关系的中国公民持学生、学者签证进入美国，并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加强审核，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
一些关注美中关系的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进入了一种“自由落体”状态。
美国全国性的专栏作家、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莫里希（Peter Morici）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眼下的情况比1989六四事件之后的美中关系还要糟糕。
“是的，因为美国人在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方面投入了很多，拥抱中国，而他们觉得被眼下的体系或是一整套安排所出卖，”他说，“我们欢迎中国加入西方经济体系，而他们则以不守规则、千方百计作弊来回应。这还绝不仅仅是中国不民主、压制性这么强的问题。”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在特朗普总统因香港问题而做出一系列政策宣示之前，即在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0日宣誓连任的当天，也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5.20声明50周年之际，白宫发表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这篇七千字的战略报告承认，自1979年建交以来，美国与中国的接触与接纳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其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世界日益增多的联系并没有像美国希望的那样，让中国走向政治自由化，并成为一个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共反而选择利用自由和开放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并试图以有利于它的方式重塑国际体系，并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来强迫其他国家听从于它。
报告说，中共的做法损害了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破坏了世界各国的主权和个人尊严。报告还说：“为了应对北京的挑战，基于对中共意图和行动的清醒评估，对美国的诸多战略优势与不足的重新衡量以及对双边摩擦的更大容忍，本届行政当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竞争性的方针。”
报告接着说：“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竞争性的方针有两个目标：第一，改善我们的机制、联盟与合作伙伴的韧性；第二，迫使北京放缓或减少那些伤害美国及其盟友与合作伙伴关键国家利益的行为。即使在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竞争之际，我们欢迎在我们利益一致的地方展开合作。竞争不必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持久的尊重并与中国有着长期的联系。我们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也不希望与中国人民脱离接触。美国期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平竞争，让我们两国、工商界与个人都能享有安全与繁荣。”
这份报告重申了《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的四大支柱：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安全和生活方式；推动美国繁荣；通过实力来维持和平；推进美国影响力。
2017年末，特朗普政府推出“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时宣布，美国国家战略四大支柱的指导原则是重返“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孟捷慕：乐见美国终于认识到早应认识的现实
“我确实认为这种认识来得太晚了。我很高兴美国的政策现在认识到他们早就应该认识到的一个现实，”美国资深媒体人孟捷慕（James Mann）对美国之音说。
孟捷慕曾任美国《洛杉矶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目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常驻学者。他早就预计到，中国的经济繁荣不会导致它走向政治上的自由化。他在2006年出版的《中国幻想：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会给中国带来民主》的专著里阐述了美国对华政策是如何使中国背离自由化并进一步走向集权的，并预言，中国将继续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且它的成功将鼓励其他集权政权抵制变革压力。
出版过多本专著的孟捷慕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就说过，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是基于错误的假定而且需要改变，现在再次发表这样的报告是为了表明，这种看法不仅代表国家安全部门的看法，而是整个美国政府的政策。
中国指责美国冷战思维
在美国发表了全面调整对华政策的报告后，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5月29日回应说，这份对华战略报告充满了冷战思维和霸权心态，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完全是错误的假设、错误的判断、错误的结论。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警告美国不要把中美两国带向新冷战的边缘。
中国的军事问题专家、解放军少将金一南在官方央广《一南军事论坛》节目中谈到美国的这份报告时说：“中美关系波折迭起，每一次都不是中国主动挑起的，每一次都是美国有意为之。”
他认为，中美关系恶化是因为苏联解体后，美国觉得中国没有用了。他说：“美国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竞争不是遏制
不过，孟捷慕认为，美中两国目前的情况根本无法与美苏当初进行冷战时的情景相提并论。
他说：“我脑海中的新冷战的概念是，两国在全球展开军事竞争，我们并没有到这一步，但是我们的对抗到了前所未见的层级。”
美国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梅慧琳（Oriana Skylar Mastro）也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与遏制战略并不是同一回事。
她对美国之音说：“基本上，特朗普政府的看法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大部分是因为美国的支持，所以特朗普政府不再想为此提供方便，这与遏制是很不同的。基本上，他们的看法是，我们不应当再帮助中国；我们不应当教育中国的学生；我们不应当给中国提供技术；我们不应当通过贸易给中国经济做贡献等等。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受到这样一种看法的推动，即中国能够崛起到目前的这种实力与显著地位，大部分是因为美国，而中国的行为表明对这种帮助并不感激，所以美国应当停止帮助。”
蓝普顿：说竞争太轻 两国是在争夺
担任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主任蓝普顿认为，“竞争”（competition）这个词并不能准确描述目前的美中关系，两国关系现状可以用“争夺”（rivalry）来形容。
他说：“我认为，‘竞争’这样的词汇只是给不断增加的武装冲突领域装饰门面。确实，许多人正在使用‘战争’一词。我不想过分渲染，而且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问题了，包括种族问题、健康问题以及经济问题。所以我不想有更多的夸大其词，但我认为，美中双方都必须认真对待冲突的可能性。‘竞争’是用文字游戏来描述互相打脸。”
这位在2015年提出美中关系进入临界点的学者认为，跟现实情况相比，描述美中关系的词汇在威胁性方面总是要弱一两度。
他说：“假如我试图描述美中关系的话，我会说，本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一种争夺性的，并试图全面维护美国在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现在的情形是一个我所说的在战略、教育、文化、外交和经济领域的全面争夺。”
对华政策转向的背后考量
孟捷慕说，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代表的是两种需求：一个是美国的商界；另一个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需求。1970年代美国与中国进行接触部分是受到制衡苏联的国家安全需求的推动；天安门事件后美国继续保持接触则受到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与投资需求的推动。他说，如今，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改变。
他说：“过去五年来，这两个群体都反对维持往日与中国的那种关系。美国商界发现，中国作为新市场的意义减小了，更像是一个强大的经济竞争，而且一直在窃取知识产权，等等。因此，商界不再是主张与中国维持往日关系的群体了。同时，像五角大楼这样的国安界也不得不将中国视为军事竞争对手。所以他们转向与中国建立更为微妙的关系。”
他说，还有一个因素是美国的高科技界对中国也越来越感到担忧。
修昔底德陷阱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修昔底德陷阱” （the Thucydides Trap）概念的提出者。他认为，导致美国政策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在根本的层面，美中两国是一个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的对手。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中国确实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一个飞速崛起的大国。而且，确实，随着它的崛起，它很可能使美国失去它在各个领域的领导地位，而这是美国在经历了一百年的‘美国世纪’后已经习惯的位置。”
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负责政策与规划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的艾利森举例说，美国以前是全球每一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如今中国正在扮演这个角色；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是全球的口罩和其它个人保护设备的供应者，而历史上美国是给处于困境的人提供物资的国家；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脸部与声音识别领域，中国与美国旗鼓相当，甚至有所超越。所以，他说，在各个领域，随着中国实现“中国梦”，中国正在侵蚀美国的地位，而美国人正在慢慢的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政府对内对外的自身行为
在艾利森看来，导致美国政策转向的第二个层面的因素是中国政府自己的行为造成的。
他说：“随着中国变得更大更强，它正在变得更为多咄咄逼人。中国最近收紧对香港的钳制，利用新冠疫情带来的注意力转移和掩护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寻求在南中国海加大动作，或是最近在中印边界与印度发生冲突，扩展主权声索。中国越来越积极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因为它有能力这样做。因此，中国的相对实力上升了，它的活动和强势态度也相对加强了。”
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经济办公室主任的莫里希则指出，对北京强硬不仅是特朗普政府与共和党人的立场，而是具有两党共识。他说，美国朝野立场转向主要是由中国政府自身的行为引起的，包括对内高压和对外强势。
他说：“中国以各种方式采取对抗。经济除外，它想让我们的生活尽可能的痛苦；在南中国海欺负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试图劝说他们建立小独裁政府和国家指导的经济，成为朝鲜的帮凶等等。中国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蠢蠢欲动，想挑起对抗。我们都应该对特朗普总统只想把对抗局限在经济领域感到庆幸，因为如果我们有另一位总统（我不是说拜登），结果会更糟糕。”
在他看来，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转向与他们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出现改变也有关。
莫里希说：“三年后他们认识到，你跟这个人没法谈判，他不进行真诚的谈判，我们在一年多前看到这一点，当他看到贸易协议的文本后，他毁约了，跟着泡汤的还有那些我们本应看到的改革措施。我们在香港问题上也看到：你无法跟他谈判，他不信守诺言，没法信任他。在疫情的问题上，他基本上向全世界撒谎，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压，让它撒谎。”
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甚至认为，总统对北京还应该更强硬一些。
被认为是总统铁杆支持者的福克斯商业电视频道主持人卢·多布斯（Lou Dobbs）曾在采访特朗普总统的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主任纳瓦罗时说，最新的对华战略报告还不够强硬，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减少美国在医药、医疗设备等方面对中国的“完全依赖”。
纳瓦罗在节目中强调说，特朗普总统的立场是强硬的。“（报告）里面有一些摇摆的词，但是那个东西像铁钉一样坚硬，”他说。
中共政权性质
白宫对华战略报告里特别提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构成的挑战。美国官员最近批评北京时也一再把抨击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
蓬佩奥国务卿在报告发表当天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被一个残暴的威权政权、一个共产党政权所统治。几十年来，我们曾经认为，通过贸易、科学交流和外交接触、让他们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会让这个政权变得更像我们。这并没有发生。”
蓬佩奥接着说：“我们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自由国家的敌对程度。全世界正在看清这一事实。”
不过，在国会参议院就美中关系问题做过证的安全问题学者梅慧琳并不认为美中关系的恶化与中共政权的性质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中国的利益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它的专制体系的本质来界定的。她说，假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在很多问题上，不管是台湾还是南中国海，都可能会有同样的立场。
她说：“我认为，即使是在目前的体制下，假如中国对其利益做出不同的界定，而且采取不同的行为，美中两国还是可能做朋友的，只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下，情况不是这样。”
专家：美国需要盟友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院院长艾利森认为，随着中国实现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它将会侵蚀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因此认识到中国是美国的一个重要对手是正确的起点。他也认同特朗普政府的说法，那就是，对这种现实，本届政府比美国以往的政府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
不过，他认为，特朗普政府不能把盟友推开。
他说：“假如你说，在中国与美国相比变得日益强大的时候，那么美国对不断发展的中国进行遏制、限制或制约的战略是什么？原则上，应该让其他有份量的国家站在我们的跷跷板这一边，但是，特朗普政府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我们的盟友的政策是把它们推开。”
在他看来，另外一个正常的战略就是利用国际组织，组建一个志同道合的团体来平衡中国。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则是退出国际组织，包括国际卫生组织，把这些机构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梅慧琳也认为，华盛顿如果要与北京竞争，除了停止帮助竞争对手之外，还要找到自己具有优势的地方，另外还要通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更好的关系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她说：“实际上，中国当它觉得自己被孤立的时候，往往被迫遵守国际准则与规范。问题在于，美国在组织其他国家并与之协调的问题上做得不好，因此中国往往没有被孤立。有别的国家同意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或是因为害怕北京的报复而在一些问题上不说话。因此，建立一个支持美国立场的联盟，不管是大议题还是小问题，需要是关注的焦点。”
这位安全问题专家说，这也包括帮助各国建立抵御中国压力的韧性，还包括在中国向这些国家施加恩惠时拿出替代方案。她说，华为的案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专栏作家莫里希也认为，美国应当直视中国的挑战，但不能单挑，而应联合其他盟友。
他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盟友纳入进来，而特朗普政府则不必要的与我们的盟友进行对抗，例如威胁对来自盟国的汽车加征关税或是对西欧国家的钢铁产品征收关税，这使他在这方面成为一个赤手空拳的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者孟捷慕支持美国政府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他也认为，与盟友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比美国对中国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要有效得多。他还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人权领域也应该对中国更为强硬。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特别提到，行政当局将与美国国内各方和国际盟友合作，应对中国的挑战。
报告说，为了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竞争中占上风，行政当局致力于与美国国会、州和地方政府、私营企业、民间团队与学术界等各个利益相关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保护美国共有的利益和价值观。
这份战略报告还说：“美国还在与外国盟友、合作伙伴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制定积极的替代方案，以支持一个自由与开放的秩序的共有原则。”
在六四事件31周年纪念日，“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正式宣布成立。该联盟包括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挪威和瑞典八个创始国以及欧盟议会。
大选临近
哈佛大学的艾利森观察说，在美国大选年，特朗普政府已决定把中国作为竞选的中心议题。
特朗普批评将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前副总统拜登对中国软弱。特朗普说，中国急于让拜登胜选。而拜登则反击说，特朗普对北京过于软弱，而他会动用盟国一道对中国施压。
在两党总统候选人在中国问题上互不示弱之际，有中国学者使用了“至暗时刻”一词来形容当前的两国关系。
在过去几个星期作为一个团体的一部分与美中两国不同层面的领导人进行了对话的蓝普顿认为，在美国的总统选举结果出来之前，人们对美中关系要有现实的期待。
他说：“在今后的六个月，我想任何倡议都会失败，因此双方应该考虑的是不要制造更多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使事情不继续恶化，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