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任期内第三次南巡在被称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先行区”的深圳等地强调说，中共的领导让深圳等经济特区在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造了他所说的伟大奇迹，并提出在新的历史关头要全面深化改革，赋予深圳更多自主权。但是，政治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虽然具备推动政改的物质基础，但中共党领导一切，政治高度控制的制度已把改革之路堵死。
习近平的三次南巡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0月12日到深圳等地南巡，并于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是他近8年前接任中共总书记以来第三次南巡视察。
习近平第一次南巡深圳等地是在2012年11月15日他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总书记不到一个月后。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首次南巡考察深圳等地，强调中共十八大发出的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和动员令。他效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因此此次视察深圳等地被称为“新南巡”。
习近平第二次南巡到深圳等地是在2018年，当时恰逢中国启动改革开放40周年。10月22至25日，习近平来到广东的深圳、珠海等地考察。面对美中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习近平提出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领导人一般会利用南巡向外界传递一些重要信号。这种做法始于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对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巡视。其间，针对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局部倒退，以及对外开放的举步维艰，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等理论主张。
是传递信号，还是管控危机？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夏明认为，1980年代，邓小平提出建立经济特区，开启了整个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序幕，为中国走出毛泽东的文革时代和华国锋的“洋冒进”时代找到了一条出路，也为面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杀出了一条血路”。夏明说，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1989年中国政府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后中国走出国际国内面临的困境，以及江泽民和李鹏在改革开放上的裹足不前，提出了革命性和突破性的理论。
但是，夏明指出，与38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发展开启的新篇章相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此次南巡没有任何的突破性和革命性。
他说：“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危机，习近平没有找到有一个前瞻意识的（指导方针），能够在前进过程中改变大家的困境。另外，他利用深圳，不是在提倡深圳的拓荒精神，相反是一种危机处理，危机管控。他到深圳是在非常被动地应付危机，而这种应付里带有忽悠。”
夏明表示，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处于非常危机之中，局势并非中共吹嘘和宣传的那么好。全球新冠疫情没有让中国的发展更好，反而是遭遇更大，因为中国的经济非常依赖国际市场、国际资本以及各种外向型经济。他说，相对于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今天中国政府面临最大的危机，比1980年、1992年以及2008年的危机都严重得多，因为所有的恶劣条件都汇集在一起，国内的各种危机，国际关系的恶化，全部都叠加在一起。因此，他认为习近平在竭尽全力穷于应付各种危机。
此外，夏明说，习近平去深圳等地南巡的目的，还想要挽救香港。他在力图搞活深圳政策，提出新的目标同时，给香港增加一些希望，因为西方国家已经不承认香港的特殊地位。 他说：“我觉得，从长远来看，习近平是要利用深圳这个政治符号，来强化他的合法性。其实他就是想要稳定一下，尤其是对中共党内改革对他施加的压力，进行某种让步。”
专家：缓解同改革派的矛盾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说，在重大的政治纪念日，中国领导人要做政治表态，是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习近平之前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曾分别在主政期间利用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和30周年的庆祝大会之际南巡，为继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背书。他说，习近平选择在十九大五中全会之前南巡深圳，是要释放出某种政治信息，告诉中央委员在五中全会上“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他说：“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南巡，因为在前一段时间他要搞掉私营企业家，但是他在大的局势前面要让步。在深圳40周年的纪念日，可以表明他继续改革，做个姿态。这不需要做实质性的措施，布局，但是做出一个姿态来缓解一下他和改革派的矛盾。”
旅美的政治评论员、“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说，作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讲话，是中共领导人的惯例，并非是要刻意传递什么特殊的信号。
他说：“这并不表示要释放出特殊的信号。中国官媒所说的什么新的改革开放了，只是一种宣传的语言，并不表示习近平要在南下时做出什么重大的宣示。”
政治体制改革期望甚微
10月14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上说，过去40年，深圳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加到2.7万亿元，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5万元，比1985年增长31.6倍。习近平说，坚持党对经济特区建设的领导，让深圳取得了这些成就。
习近平还誓言，要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在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上不亚于40年前的新的历史关头，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独立分析人士邓聿文表示，习近平宣布的一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并不涉及中共统治的改革，而且外部所期待的一些改革开放举措，也是绝不会有的。
他说：“第一信息的自由流通问题。我说的信息流通，并不是说在全国开放互联网。比如说，在海南自贸区，也没有开放互联网。还有一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就是所谓的货币自由兑换的问题，也是不会有的。如果不是隶属于这种性质的改革，仅仅是着眼于具体问题，并不是说没有意义，但是其意义不是像官媒所夸大的，或者外界期待的那么大。”
在习近平第三次南巡之前，中共当局10月11日下发了2020-2025年《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该方案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到2025年，为整个中国制度建设作出重要示范。
旅美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夏明教授说，该实施方案中有关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是深圳过去40年来一直想改革，却一直没有能改革成的议题，包括土地管理制度，劳动力流动制度，户籍制度改革，资本市场等。夏明指出，深圳发展的一个瓶颈是，“深圳经济特区”中的“经济”，限制了特区更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拿掉“经济”的帽子，或在“经济”前加上“政治”，或改成“综合特区”，将有利于深圳行政制度上的改革，加快深圳整体的快速发展。
厉有为的“路在何方”？
在习近平10月12 开启的第三次南巡之前，现年82的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9月21和22日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就目前中国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发问：“路在何方”？
文章中说，全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后的今天，生产力得到解放，民营企业得到大力发展，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其中税收50%，GDP60%,就业人口80%,企业数量90%以上。“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几乎百分之百的国有，发展到这么大比例的民有，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说，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改革上层建筑，来适应现实的已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第二条路是改变现在的经济基础，往回走，来适应上层建筑；第三条路是谁都不改变，维持现状，实行双轨制运行。我们现在正站在三叉路口。”
厉有为没有解释什么是他所说的上层建筑，通常来说，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综合。这就触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
厉有为在文章中连问13次“路在何方？”并9次重复“我们仍然站在十字路口”，以此展示出他对改革的担忧：包括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还是“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承认不承认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可不可以民有的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一样，都神圣不可侵犯”等。
政改被现有政治制度封死
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厉有为提出的“路在何方？”的忧虑表明，中国未来的改革现在还没有共识，没有找到方向，或者说，习近平指引的改革方向，是一条死路。夏明认为，中国未来改革的路应该继续沿着40年前邓小平指引的道路向前。
他说：“邓小平在深圳改革时有两步走的规划，先发展经济，最后再进行政治改革。邓小平说的很清楚，政治改革，就是要进行选举。习近平把邓小平的思想都阉割掉了。未来要怎么走，我认为，邓小平当时有局限，但他的历史愿景当下是可以推动的。毕竟当时邓小平接手时，中国人均只有800美元的收入，今天的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万美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邓小平看到的话，他也会认为，我们已经具备推动政治改革的物质基础，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的改革之路。”
中国政治问题专家王军涛博士说，虽然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60条改革举措，其中包括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化改革”。但是，王军涛说，中共在此后的改革过程中，非但没有大力支持和发展私营企业，反而强化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作用，强调“党政结合”，“政企结合”，“政经结合”。王军涛说，这些与中共在80年代“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是背道而驰的。
王军涛认为，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对中国未来改革之路怎么走的发问表明，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已经让中国的改革走不了回头路了。
他说：“习近平想再回到改革上，中国得需要一个大的政治上的改革变局。我觉得，蔡霞，任志强等，他们都是前几年改革开放中的支持者，即使发生89年的事件之后，他们寄希望于共产党搞改革的信念，依然没有变化，而且在这个架构中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他们对中共的改革都感到绝望了，觉得在党内不可能再回天了。”
独立学者邓聿文说，中国未来的改革，在微观的具体措施方面还有发展的空间，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资本市场的改革等。但是在更宏观层次上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因为已经被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框死”。
他说：“习近平现有的党领导一切的制度，政治高度控制的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把改革之路封死了。不打破这一点，就别谈改革。所以说，具体领域还有改革空间，但是要想我们所期待的政治改革呀，或者深层次的经济改革呀，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