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平遥200户居民祖屋近来被地方当局强行收归国有事件引发舆论的持续关注。有些学者认为，这起事件彰显了极左路线的抬头，但是在全国刮起“共产风”的可能性不大。
祖屋事件的来龙去脉
近期，沸沸扬扬的平遥祖屋事件颇受瞩目，事件源自山西省委6号文件，文件规定，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榆次五市出租房屋一百平米以上的，城镇房出租房屋六十平米以上的，可作为改造对象进行改造，已纳入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属于国家所有。
平遥县政府颁布的“决定书”，限户主15天内腾退房屋，逾期将强制收回房屋。于是导致近期平遥古城街头出现的户主被强行带走，店铺被查封的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平遥近期被强制收归“国有”的两百多家祖屋，1958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曾被政府强制“代管”，几年前户主刚刚出资从当局手中讨回，用作营业开店的铺面。他们没有想到，政府如今反悔。平遥当局则说，退还这些房屋的决定有误，因此需要“纠错”。
平遥位于山西晋中地区。当地居民吴冰对美国之音说，已经有人权活动团体和人士正在帮助事件受害者上访维权。
吴冰说：“平遥有200多户，以前都是老百姓的房子，经过他们不懈努力收回来了，政府现在又一纸发文给没收了。当时情况特惨，因为里面住了些游客嘛，东西都没有拿，公安和城管锁门的锁门，还殴打80多岁的老人，而且事件还在进行。不过，我看到，有些社会的维权的朋友已经介入了。”
平遥祖屋维权案打破了县政府所设的“零上访、零事故、零案件”的目标。2020年平遥施政报告宣称，要“强化尊重法治、接受监督的用权机制”，“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开展信访问题专项治理行动”，以及“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让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截止目前，县政府尚未就这一事件作出公开表态。
私产被占 民怨载道
平遥事件在山西并非是房屋土地类维权个案。晋中居民张顺蓉对美国之音说，平遥的事不意外，地方政府除抢房，还抢地：“像我们这黄河边上又开了一条路，我们村农民的土地，什么手续也没有，也没有什么说法，就把土地占了，很不像话。老百姓没办法，没有得到你的同意就强行占。这就是制度的问题。”
她抱怨说，老百姓在这类强征强拆中往往束手无策：“中国就是这种情况，老百姓已经习惯当局这种做法，有的起来，想法子，有的就是无动于衷，抢了也就抢了；有的说签就签吧，而有的不愿意，就不和他们当局签合同，这就是对他们的一种反抗，没有其他办法。”
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说，平遥等地抢劫房产同时，该省运城发生封禁私营粮店事件，让国营粮店独家运作，在此过程中，给私营粮店贴封条的部门是“发展改革委员会”，而不是公检法等所谓执法部门。“发改委”的前身是“计委”，是中国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
不过，中国经营报说，运城事件并非像所传那样，私营粮油店被关闭是因为“房屋老旧被收回”，业主准备重新找房，继续开粮油店。
地方财政吃紧需开源
山西平遥等地当局抢房、抢地、抢店事件的直接原因，可能同中国经济受困进入内循环后地方财政吃紧有关。
晋中居民吴冰说：“公安的工资都降了，他们心里一片不满，政府对待国保也不像以前那样，也降薪了；我们这里的铁路上，下一步还要降薪百分之二十。前几个月每月已经降两千多块钱，公安也降了，而原来他们活得很好。现在效益不好，被卡得特别严，今天这个查，明天那个查，天天搞，他们有很大怨气。”
吴冰还说，他有几个朋友在煤矿上班，那里上班原来不打卡，现在每天打四次卡，以前效益好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管考勤。煤矿现在都不生产煤了，煤卖不动；房地产市场低迷，房屋价格高，没有人买房子，烂尾楼里空的房子太多，而老百姓没有那个消费能力。
吴冰认为，陷入财政困境的平遥地方当局，看上了当地旅游还是一块肥肉：“政府发不出工资，而旅游景点有收入，平遥是旅游大县，财政收入相当可以，所以他们盯上老百姓最后一块蛋糕，把它收回来由他们当局自己来经营，最后一茬韭菜也要割光。”
平遥县政府2020年施政报告说，该县全年共接待游客176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09.7亿元。
对平遥事件不同解读
山西平遥等地近期侵占私产事件引发人们的种种担忧，中国民众的私产是否会被以某种借口“共产”、“国有化”、“充公”，再次接受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稿说，平遥祖屋纳入改造，变为国家所有的模式表明，中国近40年在产权与经营权上改革探索的“遗存”正在被“剿灭”，正在“复归彻底的产权与经营权国有”的极权统治模式。
原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谈到山西事件时说，中国经济上获得的一些成就，又被权力独占，导致贪腐、强占民众的房子、强占民众土地、强拆房屋事件发生，最近山西几个省市又在他们那里把人民祖辈留的私房重新收回。
那么，中国大规模私产收归国有的“共产风”是否来临？经济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是孤立事件，也许有人，而且总有一些极左人士，想把它全面推广。等时机成熟了，在某些地方推行，但是，我想这种时机很难成熟。”
胡星斗认为，经过改革40年，要想倒退到上个世纪50年代是行不通的。他说，平遥事件发生在国家5A景区，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那里特殊的经济价值在中国经济停滞时诱惑力极大，这一点很特殊。
胡星斗说，“以后会不会有更多这样的事情? 在某些景区肯定会有，在某些特定地区肯定会有，但是，要在全国没收私人财产，这是不可能的。”
他还说：“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全体人民或者绝大多数人民的头脑是清醒的，知道要保卫私人财产以及保护私人财产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头脑也应该是清醒的，因为私有财产涉及国家治理。如果私人财产没有保障，这个国家不可能是一个法制国家。”
旅美独立时评人鲁难看法不同，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对社会财富有自己的政治算计和攫取的时间表。他说：“过去把一文不值的土地，全部变成了一种财富，想在房地产这一块获取国家巨大的收益，为此超发货币已达两百万亿，而市场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究其原因，中共把老百姓手里的钱，全部锁定在了房地产里，使之变成银行的贷款。”
鲁难说，如今，中共在“第一拨韭菜”收获完以后，因当前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而陷入的经济困境，有理由改变初衷。用鲁难的话说，中共在准备“割第二拨韭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