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年来第一本记录”六四抗暴者”群体的新书《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出版。该书的编者是旅居澳洲的民运人士孙立勇，由美国劳改基金会赞助，明镜出版社出版。
“六四抗暴者”指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群体。他们在89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各种形式对当局的镇压进行抗议的人，多为普通市民。
该书作者孙立勇表示，“六四抗暴者”是1989年民运和六四镇压中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他们被判的刑期最重，关押出狱后遭遇最惨，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
他举例当年19岁的赵庆，因为烧了3辆军车被判18年，获释后找不到工作，还被不明身份人殴打，眼睛被捅瞎，2012年死于脑干大出血，才42岁。孙立勇说：
“一辈子连个媳妇都没娶，在家里头受白眼，在社会上没工作。‘六四抗暴者’的就业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在稍微像点样的企业，要你出示无犯罪证明啊，你要去派出所开啊，派出所说你抢劫罪、放火罪啊！不能写你没有罪啊。”
他还介绍了另一位 “六四抗暴者”。“张燕生，1989年他是北京展览馆的工人，是69年生的。1989年因为抢劫罪被判无期徒刑……他有糖尿病遗传史。张燕生在监狱就有糖尿病。为了减刑玩命干活，家里什么都没有，又没有国际社会的帮助。8、9年前刚娶了媳妇。最近我写了篇文章，希望大家帮助他，他肾衰、心衰。”
孙立勇本人当年就是一位堵军车的抗暴者。1991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7年徒刑。他服刑的地方正好跟150多名六四抗暴者关同一个监狱。他说，每天晚上都会听到那些抗暴者或因完不成生产指标，或是说了不思悔改的话，被狱警电击时发出的哀嚎声。孙立勇说：
“这些个被电的哀嚎声今天都30年了，还常常回荡在我的耳旁啊。我2004年来到了澳大利亚，出来以后才知道没人关心这些人。六四普通的市民、最勇敢的人，没人理你知道吗？然后当时的这些学生领袖们很风光，他们有资源，但这些市民得到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赞美，这个历史和现实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去为他们发声。”
这本书包括了孙立勇13年来搜集到的108名“六四抗暴者”的法庭文件，包括逮捕证、起诉书、判决书、终审裁定书、释放证等，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已故湖南邵阳民运人士李旺阳、现旅居瑞典的茉莉，还有多年来孙立勇本人对这些抗暴者艰难现状写下的文字。
孙立勇表示，他是名建筑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件事，如果没有美国历史学者宋永毅的大力支持这本书不可能在今年出版。
宋永毅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员、中国文革史专家，最近担任美国劳改基金会理事。宋永毅表示，这本书不仅填补了六四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而且对纠正历史学者的历史观有很有帮助。宋永毅说：
“我接到了孙立勇的材料后我立刻感到要帮他出版，感到非但是一种责任感，而且是一种歉疚心。我们做历史工作的对那些草根的英雄，他们的牺牲，我们也承担一部分责任，我们对他们关注度很不够。”
“六四抗暴者”长期得不到外界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司法当局给他们贴上的刑事犯罪的标签。他们的行为被认为超出了非暴力反抗的范围。但宋永毅表示，当国家使用暴力镇压人民时，人民有权反抗；在天安门事件中，最大的暴徒是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百姓的中共当局和领导人邓小平。他说：
“中共常常把政治犯刑事化、污名化，你反抗了，烧了我们的坦克烧了我们的装甲车，但别忘了谁把坦克开到长安街上去，谁用坦克把方政两条腿给压断了？那是国家暴力。当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被迫进行自卫的时候，无论在法律和情理上都是无可指责的。党国家使用暴力进行非法地非正义的镇压的时候，人民群众有自卫的权利、有使用暴力反抗的权利。这个概念要大声地说出来，要进行纠正。”
孙立勇表示，从2010年以来连续9年，他在做“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项目，帮助66名抗暴者子女。
他在采访中对海外民运、天安门学生领袖乃至整个国际社会30年来对六四抗暴者群体的忽视多有批评。他认为，政治是暂时的，人道主义才是永恒的。他表示，六四30年来临之时这本书得以出版了却了他的心愿，让他不枉此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