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号召中国国民打一场“人民战争”，来遏制新冠病毒疫情的扩散。北京星期四还撤换了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省与武汉市的领导人，试图平息民众对政府抗击疫情不力的愤怒。
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次的疫情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中共所面临的最大执政危机，其严重程度甚至会超过天安门事件。但是在疫情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以及习近平治理中国的方式的问题上，专家有不同的解读。
疫情引发湖北官场大地震，中央找替罪羊？
中国正在打一场“人民战争”，来对付致命的新冠病毒疫情。这个病毒不仅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也打掉了不少中国官员的乌纱帽。除了此前湖北省一些地方卫生官员被免职以外，中国官媒13日宣布上海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马国强担任武汉市委书记。
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这两位一把手是在中国民众普遍感到愤怒并质疑政府在疫情初期压制信息并惩罚那些公开疫情的人之际被撤换的。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够减缓一些民众的怒气，因为中共官员因为不称职而被问责并不多见。
不过，很多人认为，湖北与武汉的官员被撤换表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积极的把民众对政府抗击疫情不力的指责从中央转移到地方官员身上。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这很显然是习近平的举动。他说，“这事关重大，习近平需要时间来寻找合适的人选，以挽回湖北和武汉的局面。”
易明：能否阻止民怨取决于危机持续的时间
中国问题专家易明(Elizabeth Economy)认为，这种找替罪羊的做法是否足以阻止中国民众将愤怒转向习近平和其他最高领导人，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危机持续多长时间。
在她看来，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以及代价越来越高，政府可能难以怪罪于他人，而这可能损害习近平和中共的信誉。她认为，习近平在整个危机中一直保持相对低调特别能说明问题。
疫情爆发后，尤其是在被称为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因感染病毒丧生后，很多中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当局的不满与愤怒，尽管这些帖文很快在网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中国著名敢言学者、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发表了“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的文章，痛陈当权者“无耻之尤，民心丧尽”。另一位中国知识分子许志永则发表劝退书，要求习近平让位。
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也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2月4日，就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发表讲话之前，一名中国男子站起来喊道， “习近平，下台！” 这个人随即被保安带出会场。
事实上，习近平本人也很清楚他所面临的挑战。他在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疫情“对中国的制度和治理能力形成重大考验”。
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已经导致一千三百多人死亡，是2003年死于非典人数的两倍。可以预见的是，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攀升。疫情也导致中国几乎处于停摆状态。
哈斯：疫情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长远影响在政治上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ass)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说，除了人员死亡造成的悲剧以外，病毒带来的最即时的影响大部分是在经济方面。目前不清楚疫情最终对中国经济会带来多大的冲击，而更为长远的影响将是疫情对中国政治带来的影响。
担任过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的哈斯在文章中写道，“当代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表现。中国民众愿意接受对他们施加的人身和政治自由的限制，以换取一个能够改善生活水平的制度。在冠状病毒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这意味着一个不怎么理想的状况正在迅速恶化。”
哈斯指出，湖北省的官员在疫情爆发之初不敢承担责任而是等待中央的指示，结果错失了遏制疫情的最佳时机。不过他认为，地方官员的这种表现是习近平集权带来的后果。
他说，“这种瘫痪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结果，它导致省级官员在没有中央领导首肯的情况下无法或不愿行使权力。习近平的标志性反腐败运动，可以说是更多的政治清洗，在许多情况下用党的忠诚分子代替了有能力的技术专家。”
哈斯说，威权制度的一个特点是很难承认错误然后自我纠正，而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教科书案例。
哈斯：危机是习与中共的最大挑战，可能超过天安门事件
做过老布什总统助理的哈斯告诫外界不要低估中国应对挑战的能力。他说，在经历了最初的问题之后，中国已经显示出其动员资源的独特能力。
不过在他看来，冠状病毒已经成为习近平的最大挑战，因为习定于一尊，手上集中的权力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来所未见的，因此在出了问题后，他很难让他人承担责任。
哈斯还认为，除非中国当局能够很快的遏制疫情，控制局面，恢复经济增长，否则这次危机也将是中共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且还可能成为比天安门事件更为严重的危机，因为“眼下的问题不是成千上万的学生要求改革，而是数百万公民要求官员具备基本的办事能力”。
他说，当人们感到绝望时，他们会做出绝望的事情。
哈斯：病毒可能影响中国崛起，从而改变外界对中国的看法
哈斯认为，这次的疫情最终会出现什么情况目前还不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病毒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 - 即使没有的话，它也应该改变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包括外界对中国的思考方式。
他说，“几乎所有有关中国的文章和言论都以中国继续崛起为前提，但是假定中国的经济会持续稳定的增长下去则忽视了中国的历史。”
在他看来，中国有出现政治不稳定的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脆弱的体制。
美国应该为中国的崛起受到干扰做准备
哈斯认为，美国政府需要为中国的崛起受到干扰的可能制定预案。
他说，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由习近平领导的中国转向民粹主义，通过向台湾或是香港施加压力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或者，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习近平的权力受到挑战，中国在政治动荡中向内转向。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以及可能导致什么结果是未知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能假设中国的未来会像它的过去一样。
林和立：疫情已经损害了习近平的权威与声誉
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研究中心担任客座教授的林和立也认为，这次的疫情已经影响了习近平的权威与声誉。
在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林和立在基金会网站上撰文说，北京忧虑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冲击，但中共领导人更担心的是国家权力的可持续性和北京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他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要看习近平的表现，但是北京未能遏制病毒的惊人传播表明习面临着自2012年底上台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这位长期关注中国政治问题的专家认为，已经扩散到全球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病毒是中国的软实力自改革开放40多年来遭受的最严重打击。
他在文章中说，“冠状病毒的威胁使‘黄祸’和‘中国威胁论’的幽灵卷土重来，损害中国的对外关系。”
林和立还认为，受疫情影响，中国与外部世界做生意的能力以及至少短期内与主要西方国家进行高级别学术与其他研究项目的停止反过来也会影响中国的硬实力。
陆克文：危机是习面临的最大挑战，但不会改变他治理中国的方式
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认为，这次的危机是在中国拥有近乎绝对政治权力的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以来所面临的单一的最大挑战。
自一月份以来，尽管可以说只有一个专制政权才可以采用中国试图控制这种病毒的严厉措施，但是在陆克文看来，危机过后，习近平仍然会按照他的世界观以及国家发展议程来治理中国，任何其他方面，包括国内的危机管理，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目前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的陆克文在《评论汇编》(Project Syndicate) 网站上发表文章说：“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些措施最终是否有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的危机，一旦解决，将不会改变中国未来的治理方式。”
陆克文：由习近平的世界观所决定
他说，要理解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考虑习在实现他的梦想-让中国成为未来的世界强国-时所遵循的基本世界观。
陆克文认为，习近平的世界观可以体现在他的十大优先考虑上：一是维持中共的统治；二是维护国家统一；三是发展经济；四是把环境的可持续性纳入到中国的增长考量中；五是扩军强军，实现军队现代化，打造一支能打胜仗的强大军队；六是与中国14个邻国和6个海上邻国建立友好(如果可能的话)顺从的关系； 七是在东部海域把美国推回到从日本列岛到关岛再到菲律宾东部的“第二岛链”，并尽可能的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盟友关系；八是搞定中国西部大陆的边缘地区，把欧亚大陆变成中国商品、服务、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投资的新市场；九是把亚非拉地区发展成中国潜在的市场；第十是重塑全球秩序，使之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这位中国通指出，在中共高层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习近平的这个世界观。事实上，在中国偏离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永不出头”的长期战略时把手伸得太长的问题上，有很多内部的分歧和争论。他说，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这些争论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2022年召开中共第二十大会议前夕，中共在是否延长习的任期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