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华尔街日报》周一(3月15日)引述不具名的知情人士表示，北京已经要求阿里巴巴分拆旗下所投资持有之庞大的媒体资产，包括其遍及中外纸媒、广电和社交平台等诸多媒体的投资。
报道表示，阿里巴巴拥有内地媒体《第一财经》、《36氪》和《商业评论》等之持股，且先前还斥资高达20亿美金买下香港的《南华早报》。在社交影音平台方面，阿里巴巴据传持有新浪微博三成的持股、并全资掌控影音串流平台优酷，也入股娱乐制作公司光线传媒、华谊兄弟和文化中国等。《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官方据传对阿里巴巴所持有的媒体资产规模之大感到震惊，且已要求阿里巴巴分拆这一长串的传媒投资，因为官方相当忌惮，阿里巴巴庞大的传媒影响力会对中国的大内宣和大外宣工作持续带来挑战。
反垄断罚锾出炉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上周五(3月12日)已正式对腾讯、百度等十二家涉及垄断收购的中国网络公司祭出总计600万人民币(92.3万美金)的行政罚金，消息一出，腾讯股价接连两日重挫。市场也开始议论纷纷：中国这一波反垄断的打击力道将有多强，而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作为众矢之的的电商龙头企业，未来又将面临何种反垄断的裁罚。
在此之前，《华尔街日报》上周四(3月11日)已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中国的反垄断监管机构正在考虑对阿里巴巴开出创纪录的天价罚单，金额可能超过美商高通公司(Qualcomm)于2015年之垄断行径所付出的约9.75亿美元之罚锾，而且官方要求阿里巴巴要完全终止强迫商家“二选一”独家合作的不公平竞争手法。
不过，该报道也引述熟悉北京高层思路的官员表示，只要阿里巴巴未来和其发言轻率的创办人马云划清界线、并更紧密地听从中共的指示，官方对阿里巴巴的处置和整顿计划有可能出现转圜，趋向更温和，因为中国也不想打击中国消费者普遍使用的平台或广受国际投资人关注的公司。
驯化科技巨头？
对此，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产业观察人士看法各异。一位北京顾问公司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籍观察人士表示，最符合北京政权之利益的做法是“驯化”这些科技巨头，而非一棒打死或分拆他们。不过，一位中国的经济学者则认为，中国监管机构和科技巨头间的博弈可能还在拉锯中，最终如何演变，还有待观察。
这位在北京的外籍顾问分析了中共近期收紧平台经济监管背后的政治思维。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全球反垄断浪潮给了中共弹药来扮演负责任的强权国家角色，以“驯化”境内的科技巨头，使其未来不再野蛮成长、抢食国企的市场份额。他说，北京还打算让各大型科技公司与其昔日所挑战的国企并肩成为“国家队”的成员，携手为北京政权的利益服务、扮演支撑国内经济的引擎之一。
该外籍顾问表示，北京正在筹谋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和市场间关系，在此“锁链”关系下，科技公司要为国家效命，并长期投资核心研发领域(例如，人工智能)，以支撑产业和实体经济。因此，他说，北京的重点在培育出一群大型、但服从的科技公司，而非祭出死刑般的罚锾或分拆命令。
在此前提下，这些民营科技公司未来很可能将无法再高举私人股东权益，来进行野蛮扩张或挑战中国国企的市场。
公平的竞争环境
该外籍顾问说，面对官方的强力监管，中国科技公司无力抵抗。尤其相较于其他大型的跨国网路企业，中国公司的营收过度集中在国内市场和中国用户，因此，避免踩到官方的底线，以免遭到官方打压，对私人股东权益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作法，因为中国监管机构的底线往往比欧美国家监管机构所设下的底线更令人难以捉摸。
不过，他也预估，中国科技巨头仍将持续在市场上具有主导性，虽然其未来几年的扩张将走缓，尤其是在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领域，因为中国的监管单位将为小型的新进公司、国企和中小企业打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反垄断法的法规增修进度方面，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于2月7日公布“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其中，明确定义最新的垄断标准和相关规范、以及四项基本的执法原则:一、保护市场公平竞争：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支持创新，增强国际竞争力等。二、依法科学高效监管：依据平台经济的发展现况、规律和具体特性，不断加强和改进监管，强化执法上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三、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营造有序开放的竞争环境，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引导业者将更多资源用于技术革新、质量改进、服务提升和模式创新，防止和制止限制竞争行为或抑制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四、维护各方合法利益，包括经营者、消费者和从业人员等。
增修反垄断法源
除此之外，中国自2008年8月以来所施行的“反垄断法”也已于今年1月底完成增修版的“公开征求意见稿”阶段。目前各界普遍预期，“反垄断法”可望于今年完成增修，届时人大通过并公布施行后，新版的“反垄断法”将作为各级执法单位依法查办违规事项的最新法源依据。
根据新法草案，在罚锾可能提高至“达公司年度营收10%”的严惩下，中国官方将一改过去对新经济较包容的监管态度，进入从严管理的时代，以强化市场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并加强对数字、金融和税收的管理。
对此，分析人士皆预期，此一监管环境的紧缩将为中国的科技巨头，包括阿里巴巴和京东等旗下的电商网站或是支付宝、微信支付电子金融业等科技业，带来不小的冲击。
学者：反垄断 官商博弈中
针对中国官方未来可能对各科技巨头祭出的反垄断罚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经济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监管机构和科技巨头间的博弈还在拉锯中，最后谁的势力胜出，还得看这博弈未来如何继续演变下去。他说，北京的立场现在看来也不是铁板一块，因为这也牵涉到科技巨头背后股东所代表之政经势力间的角力结果。
以阿里巴巴为例，他说：“一部分人主张反垄断来打击阿里(巴巴)，另一部分人还眼巴巴地要看着阿里能够上市，(让)他们赶紧(将投资)兑现......所以，马云和阿里成为一个符号，更为复杂，一部分人要打击他的，是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来说话，而支持阿里、(希望)赶紧上市变现的那一帮人(则)都是准备割韭菜的。”
这位经济学者说，如部分产业观察人士所分析，可能也有一帮人希望留着阿里巴巴，因此，找方设法因势利导，使其为中国经济，包括农村经济提供服务。因此，他们会积极游说不要一棒打死阿里巴巴。不过，该学者质疑，如果阿里巴巴垄断市场的强势地位不被打破，在一个缺乏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下，就算北京政权引导阿里巴巴为国家效命、为农村经济提供更好的服务，天底下也没有白吃的午餐，农民付得起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阿里巴巴所提供的服务价格吗？不会被压榨吗？
红色资本家
他说，阿里巴巴背后的利益结构复杂，虽是民营，但也有国企股东，而且两派皆可能是中共权贵、也可能具有官方色彩，差别只在于哪一派能从中获得利益或受益的多寡程度。因此，阿里巴巴的利益结构很可能就决定了它最后的命运，到底是哪一派胜出？到底最后会不会被分拆？到底会不会反而打击到国企股东？他说，这背后的利害算计错综复杂、且纠结不清，步步都可能有变数。
据阿里巴巴最新公布的2020财年年报，截至2019年底，阿里巴巴的最大股东仍是日本软银(Softbank)，持股占比为24.9%。至于原第二大股东Altaba（雅虎的前身）的持股目前都已经全数出清。而仍是公司决策核心的创办人马云和副主席蔡崇信则分别持有4.8%和1.6%的股权。
从阿里巴巴最新年报所揭露的大股东看来都属民营投资人、不具官方色彩。不过，据诸多媒体报道，早在2012年阿里巴巴回购第二大股东雅虎持股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所主导的主权基金中投公司、前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所创立的博裕资本(Boyu Capital)，以及中信资本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机构国开金融(CDB Capital)都曾出资帮马云赶走雅虎，当时回购了雅虎近半持股，被形容为“神秘国家队入股”。之后随着阿里巴巴上市后股价的走涨，这些马云密友和中共权贵的投资回报也相当丰厚。
目前这些官方机构和太子党还持有多少阿里巴巴或马云事业帝国旗下其他公司的持股，未见公开资讯揭露，也难以一窥全貌。
习近平的潜在政敌
不过，据《华尔街日报》2月中旬的另一份调查报道显示，阿里巴巴独立出去的蚂蚁集团上市案之所以被叫停，关键原因疑似为，中国政府在调查蚂蚁不透明的股权结构时发现，蚂蚁背后秘密的投资者还是包括许多马云的密友，如江志成、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等“太子党”成员。
《华尔街日报》报道，江志成所主导的私募股权公司为博裕资本(Boyu Capital)、而由江系上海帮、李伯潭所控制的投资机构则为北京昭德投资集团都是蚂蚁的大股东，这充分显现出，马云和这些中共权贵(或称红色资本家)密切的长期关系。
不过，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马云成也权贵、败也权贵。他们表示，马云透过事业版图和分送阿里或蚂蚁等股权所建立的政商关系虽然绵密，但现在却似乎成了习近平及其核心决策圈人士的眼中钉和潜在政敌，对其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和挑战，无不高度忌惮，且急欲斩断这些政敌权贵的金脉。
蚂蚁上市案受挫后，据阿里巴巴旗下的传媒《36氪》周六(３月13日)报道，蚂蚁首席执行长胡晓明已辞去CEO一职，离职原因不明。但据他个人的信函表示，他未来将转任并负责蚂蚁集团的社会公益项目。胡晓明离任后，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将兼任执行长。
反垄断的政治考量
针对中国的“反垄断”监管，资深创投人士、现为蓝涛亚洲公司总裁的黄齐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和美国等全世界所有国家一样，中国的监管单位担心的是，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让科技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所拥有的力量也越来越大，而且他们持续扩张的结果恐变成“无法控管的怪兽”。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必须及时介入，并整顿其所衍生的不公平竞争或贫富差距加剧的问题。
不过，黄齐元也同意，中国的监管确实带有额外的政治考量。以蚂蚁上市案为例，如果蚂蚁成功募集到350亿美元，再加上其用户数高达8-10亿人，这样的规模和权力可能超越中国政府。他说，中国政府可能担心，当民间的力量过于庞大时，会和政府产生抗衡。所以，中共的额外考量是，不要让民间力量可以大到超越政府、或有能力与政府抗衡。
尽管如此，黄齐元认为，中共应该不会把大型科技公司收归国有或将其纳入以国企为主的“国家队”行列，因为这样会扼杀到民营企业的效率和创新力。
他说：“中国大陆，即使包括习近平在内，也不会走回过去国有企业的模式，因为这是很笨，国有企业就是没有效率。中国大陆最好的这些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它（中共）是需要能够监管(科技巨头)，但是并不是要到把它国有化，因为到国有化以后，就会kill（扼杀）整个企业化的精神，这种entrepreneur(创业家)创新的精神。所以，创新的精神和企业的管理都会因为国有的制度而失去掉，所以，从某个角度讲，这是摧毁一个企业的真正的核心价值。”
黄齐元表示，国际人才，包括中国的海归派，很少会愿意进入中国国企工作，因为其管理模式太过僵固，也太注重与中央政策的配合，缺乏民营企业的创新和灵活度、以及与世界趋势接轨的动力。因此，他认为，中国虽然加强对民营科技公司的监管，但前提还是在鼓励创新，因此，不会回到公营、国营的老路来摧毁创新。
反垄断符合国际趋势
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郑建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不便揣测中国强化科技监管背后的政治效应和可能有的闭门运作，但他认为，中国的监管方向和“反垄断法”之修订看来都符合国际趋势，都是在解决大型公司所形塑的不公平竞争，例如“二选一”这种强迫性的独家合作。
他说：“企业规模大不是问题，只要不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基本上，科技巨头规模都很大，他们也会继续找到新方法，来滥用自己的市场地位。反垄断法和执法人员只能在后面不断追赶。”
郑建韩认为，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员额编制虽小，但只要中央政府决心要查办，监管的力道不会打折扣，蚂蚁上市案即为一例。他说，过去几个月来，大型科技公司应该已经感受到中国政府打击垄断的决心，而且也都审慎因应，并密切关注“反垄断法”的修法进度。
他还说，各国政府强化垄断监管最常见的反对意见是扼杀创新，但他说，对于那种以创新手法剥削消费者、滥用消费者的个人隐私资料或者扭曲市场秩序的公司，实在称不上是值得鼓励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