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互联网巨头纷纷投入社区团购，大大活络了中国电商市场，却也迎来了官方“九不得”的反垄断管制红线。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本身已有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只要严格执法即可，却要“唱高调”反垄断，有点“割韭菜”的意味，欲将掌控数据和个资的互联网企业从巨头到小盘商全部杀光，使之完全仰赖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分配来办事。这一部署如果实现的话，那么中共被指将走入一个“精致极权”的阶段。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日前召开“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等6家企业参加。会议中要求经营社区团购的网路平台业者必须严格遵守“九不得”，包括：不得通过低价倾销、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方式滥用自主定价；不得有垄断协议；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得限制竞争；不得虚假宣传；不得利用数据优势“杀熟”（熟客反而花更多钱消费）；不得利用技术手段损害竞争秩序；不得非法收集与滥用消费者资料；不得销售假货等。
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网路上曾流传一篇中国经济学者张五常2018年9月接受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邀请，于广州发表的一段讲话内容，但现已下架，其内容是：“你不让马云、马化腾垄断，中国的经济根本搞不上去”。可以看出，在中共党国体制下，垄断应该是被默许的。
但是近来，国家监管总局做了很多事情去打压互联网巨头，比如去年12月14日，阿里收购银泰商业，腾讯旗下的阅文收购了新丽传媒，顺丰关系企业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在这些企业完成收购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却以“没有申报、未申报经营者集中”为由，对企业各罚款50万元，但这只是“搔痒”而已。
雷厉风行的打压是在“割韭菜”？
桑普表示，接下来，中国政府进行了更严厉的打压，开始有点“割韭菜”的意味。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至今下落不明，已两个月未公开露面。况且，社区团购“九不得”并不是一个新的需要政府大力提倡的立法，而是在原本中国的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里就有规定，政府只须严格执法就好，如今却要雷厉风行的提倡，是在“唱高调”，而这是独裁政权常常在做的事。
桑普表示：“根本这个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在这个社会主义的体系里面，是中国党国来操纵这些企业的方法。任何的民营的声音，因为这个习近平上台或者胡温后期开始国进民退。国进民退后，民的空间已经很少了，现在看到这些都是党企或是军企，基本上他们的角色不是真正的民营企业。你要了解，中国跟美国式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一样，它（美国）是说你每个企业都需要去保护市场秩序，跟大家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中国共产党之下，根本没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谈何去保障市场？那个不是市场，那个只是一个共产党的赌场，或者说变成一个屠场，他就可以屠杀他不满的一个企业。”
桑普表示，只有当占有市场支配地位而滥用这个地位、故意压低价格造成割喉竞争才叫做垄断，但现在消费者可以有很多选择，并非只能选择阿里巴巴而不能选择腾讯，因此没有经济垄断可言。中国政府的目的是政令一下，让全部人觉得恐惧，又看到马云想走却走不了，有家也归不得，用这个方式去震吓所有想要打压的人。
桑普表示，中国对社区团购的打压，标签了电商平台在垄断，标签了哪些企业是垄断者，也标签了大数据杀熟，连依附着互联网巨头的中盘商或是下盘商，通通都要一网打尽。
他说：“它打压的不只是阿里巴巴、腾讯、京都、美团、拼多多那些6家网路平台业者，甚至于任何帮他的下盘商操作的那些，通通都要杀光光。意思是说什么，中共对于这些网路平台业者很感冒，虽然是左口袋跟右口袋的差别，都是党的，但你平台业者掌控了什么？资讯啊，掌控个资啊，掌控很多营业的消息，这些东西没有办法从那个企业的党委上报，而且有些可以有游刃有余的空间，那他要这空间都完全泯灭掉，方法就是要把它打垮。”
以仰赖于党的自我分配来办事？
桑普认为，这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小摊商或小超市被欺负，不敌低价倾销，共产党出来主持正义搭救他们，根本不是这样的问题。
他说：“小摊商、小超市哪有雨露均沾的空间，只要他稍微大一点点或依附着党国的眼中钉的话，也会被打压。只有当你处于无助、孤立的状态下，每个原子化的情况下，你才会是党最容易操控的一个局面，就等于说希望把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孤立的状态，完全仰赖于党的自我分配跟鼻息来办事，那这个一铺开、一但实现的话，那中共是进入了一个精致极权的一个地步，就是极权要精致化去处理跟进行，那这个东西会非常可怕，因为等于把毛泽东时代那种粗犷粗糙的极权，在现代科技进步、商业进步的社会里面，就是穿上西装继续当流氓，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下，继续来实现他的霸权跟极权。这个东西在他的标准来讲是很成功的，现在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一些。”
社区团购的兴起
至于社区团购的缘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对美国之音说，社区团购诞生在2017年的长沙，创始企业叫做“兴盛优选”。2014年，它还只是一家便利店，由于受到互联网网购的冲击，生意越来越难做。店主在进行了市场调研后发现，有些便利店通过嫁接一个快递收发点、寄存点以后，客流增加了，当客户来提取快递时，会顺便购买一些东西，生意变得不错。
店主就想，如果把快递点换成每天都需要的蔬果提货点，不是更好吗？他开始征招“团长”，团长们通过开设微信群，统计社区居民的蔬果需求量，第二天居民可到便利店自取。这样一来，便利店变得更兴旺，社区团购蔬果的生意也蒸蒸日上。陈云说，当时的社区团购需要一个实体店面作为蔬果集货点，还要聘用“团长”（这些团长一般由居民小区里的大妈大爷或“宝妈”们担任）来统计汇总数量，其实是一门“慢生意”。
陈云表示，社区团购不是不能做，问题出在“垄断”。2020年的中国各大城市，因为疫情关系，产生了很特殊的市场环境，网购成为减少病毒传播的有效方法。一时间，原本是草根企业在内地城市慢慢经营的社区团购，一下子受到互联网巨头企业的关注，它们杀入社区团购后，开始烧钱铺路，大肆扩张。
陈云说：“现在还在补贴阶段，是补贴抢客户的阶段，但是它未来指向（垄断），他们烧钱补贴的目的是形成自己在这个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到那个时候消费者就没有什么补贴了，到时候可能就是杀熟了，可能就是它垄断定价。就像滴滴在垄断以后，它整个服务，它定价就遭到很多投诉。这跟当时市场有好几家企业相互竞争的时候格局相比，完全换了一个嘴脸。”
社区团购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陈云强调，社区团购在疫情之下有正面功能，互联网巨头介入其中也无可厚非，但必须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违反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造成市场和社会等整个生态格局更加恶化。
其次，城市公共空间和多元文化与在地特色也会被互联网经济所代表的标准化模式替代、摧毁；另外，个人信息泄漏造成的安全隐患，也是互联网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市场监管机制，立法强化监管环境，督促企业尽到社会责任，对那些低价倾销、有违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说不。
陈云说：“有资本撑腰的互联网企业是最大的赢家，社区里的小摊贩可能会失业，收入减少，哪怕那些宝妈、团长他们也是没有话语权的，分配格局会持续恶化。失业和分配格局的恶化，市场竞争环境的恶化，以及整个城市的业态的严重恶化，都是互联网巨头加入社区团购以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格局或是说风险吧！”
陈云说，其实现在担任“团长”的社区小店主们也都很有危机感，因为他们知道，继菜场小贩之后，面临失业和收入减少的将是他们这个群体。互联网巨头一旦布局成型，他们要抢占就不会只是菜贩们手中的蔬果，还有社区商店经营的日用品，甚至家电产品等。巨象脚下、寸草不生的局面，并非危言耸听。
是问题解决者 还是麻烦制造者？
陈云表示，中国政府之前宣布要在2020年创造900万个工作机会，然而，2020年的高校毕业生就达到874万人，“所以这个900万岗位就是留给高校毕业生就差不多了，那么还有疫情之下，那么多失业人口怎么办啊？各行各业其实都有大小不等的失业现象。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互联网企业杀入，把社区里面摊贩们的生意都抢了，这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社会不稳定的结果，这是一个问题。（2020年互联网大企业杀入）社区团购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觉得是疫情之下解决问题的一个问题解决者， 但从长远来看，它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曾任台湾马英九总统时代的两岸政策重要智囊、淡江大学大陆所荣誉教授赵春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中国祭出社区团购反垄断“九不得”，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有必要借此维系社会稳定以及重塑对外形象。
赵春山说，中共在“十九大”开幕报告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地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视为中国现在最主要的矛盾；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显见反垄断、解决不公平和贫富不均的问题，是中共现阶段的重点工作。
维系社会稳定 重塑国际形象
赵春山说：“在十九大里面它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要社会的公平正义啊，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啊，这是中国大陆现在把它当成是最主要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他有问题的啊。因此你可以看出来，他不只是反垄断这种事情，他包括各种产业，像影剧产业，那些大明星的收入上，他都会采取措施来压低你的收入，这是他必须做的事情。社会矛盾越来越扩大，社会不安，社会不安是他的致命伤，他非要处理这个问题。”
对外方面，赵春山认为，中国已经注意到，不能长久被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是靠着不公平待遇、窃取智慧财产权或奴工等方式成长茁壮，想要走向世界舞台就必须要按照国际规矩办事，否则没有办法担当一个崛起的大国。因此从内到外，中国都有反垄断的需要。
赵春山表示：“因为你要多边主义，你要搞全球化，以前还在发展中的时候你可以占点便宜；现在不行了，现在你已经慢慢的是一个大国了，所以你一定要按照WTO、按照游戏规则来办，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处理我是赞成这样的。因为你已经过去那个年代了，这个你不能再让美国觉得你一直占他的便宜，也不能让其他国家认为你因为WTO占了便宜，反过来吃我的，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做一些措施。我想他自己也从内、对内他要消除一些不公平、一些不平均，共产主义很强调这个；不平均，不公平、贫富差距过大，这个对他整个政权是有影响的。”
中下阶级“低端群众”被排挤
评论员朱学恒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指出，在中国能买得起、住进小区的人，通常是具有一定经济水准的白领，因此“社区团购”对于没有办法住进社区的中下阶级“低端群众”造成严重排挤。社区团购在商业上是正确的，但在国家治理上却是不正确的。
朱学恒说表示，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由农场到市集到餐桌的这条路被打断，对中低端群众是非常非常的不利的。
他说：“所以这一定是有高手级的经济学家在那边，一推下去发现终点在那边，终点就是所有的中间商跟所有中间能够摆摊赚一些钱的人全部被取代，就变成没有这个所谓的蓝领阶级的卖菜的啦、摆摊的人的时候，这对于安抚中低阶民众非常非常的危险。你剥夺了很多就业机会，你又不聘雇他们，那个就产生问题了，这就是维稳跟商业扩张之间的冲突，所以现在国家一定要接手。”
近期，在一波波的强化反垄断宣誓后，人民日报就社区团购热潮发表评论，称“互联网巨头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担当。”
创新能力是中国走出经济困境的关键
对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表示，中国互联网企业利用资本优势、流量优势不断攻城掠地，抢占下沈市场的做法，说明这些互联网企业缺乏真正的创新能力，他们不过是在利用他人发明的技术，再嫁接中国庞大的人口市场，在生活服务业领域中抢蛋糕而已。
她说，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创新能力是中国走出经济困境的关键：“但是互联网企业都在关心社区里的白菜、萝卜这些这里的利润，真正去搞创新的企业是少之又少，尤其是跟美国的这些互联网企业相比。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实际上创新水平比较低，它是一个低水平扩张，用户是生活服务业，外卖啦、快递啦，是以下沉市场为对象，没有真正内容的创新，是低水平状态。”
陈云认为，中国政府这次出手打击社区团购，祭出“反垄断”大旗，斩断了互联网巨头先前熟练运用资本攻城掠地的野蛮生长的链条。说得乐观一点，这样也许会产生倒逼效应，让企业回过头来，好好思考一条真正创新之路。
